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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玄学佛理，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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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西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便开始了中国化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之间有过碰撞、冲突，也有相互吸收。
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玄学和佛教也曾有过一段交融的历史。
玄学引入佛理，佛教玄学化，玄风佛理，相映成趣，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与杂糅的重要一章。
一、玄、佛相交的历史背景
玄学与佛学这两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在魏晋时期相交，并随之而发生有机的交融，并不是偶然的。
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与动**使人们迫切希望能找到一条避免战乱兵火的出路，摆脱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惧，寻求解除精神痛苦的慰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玄学产生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不仅是对所处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以往的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延续与发展。
以飘逸无羁的气度所表现出来的玄学，继承了老、庄自然哲学，力图在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宇宙本体的讨论中，使人领悟人生，摆脱现实的悲戚。
然而，尽管玄学时时追慕老、庄风骨，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的阐发对象，并对两汉以来锢闭人们思想的儒家学说大加抨击，但它不可能，也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
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说：“盖玄风之始，虽崇自然，而犹严名教之大防。
……清谈者，原笃于君父之大节……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也。”
[11]魏晋玄学在潇洒放达的外表下，仍然没有忘怀儒学。
纵观自曹魏正始年间兴起的玄学发展道路，便可清晰地看到“名教与自然之辩”
这一条醒目的主线。
玄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夏侯玄提出“自然为体，名教为用”
，继而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
可视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竹林玄学嵇康等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
；第三阶段元康玄学郭象倡导“名教即自然”
；第四阶段东晋时期与佛学合流。
显然，从现象上看，玄学之士似乎都崇尚自然，贬抑儒学。
但实际上，他们反对的只是虚伪的名教之学，而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儒学一概排斥。
正因为如此，王弼好论儒道，向秀以儒道为一，郭象常论圣人游外而弘内，嵇康在给儿子的“家诫”
中处处以儒家立志、进取的精神相告诫。
因此，玄学尊奉的自然并不是绝对自在的自然，而是与名教发生关系的自然。
玄学继承的并不仅仅是老、庄的自然哲学，而是同时也继承了孔孟道德哲学的人伦底蕴。
这样，佛学便必然地汲取结合华夏儒、道两大文化精髓而形成的玄学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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