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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教文化传入中土之后，与之最早发生思想交往的是道家文化，人们用传统的眼光把佛教看成是道家方术中的一种。
道家文化无疑是魏晋玄学的直接母体，这就为玄、佛交融提供了一个最早的契机。
进入魏晋后，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王公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百姓这三个社会阶层尽管遭遇不同、人生态度不同，但都有一种深层的心理企望，即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和对来世及彼岸世界的向往。
如果说这种向往在平民百姓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对物质生活幸福的憧憬，那么，知识分子则更多地渴望着精神生活的自由。
他们在看似旷达超然的玄谈清言之中，时时透露出实现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生价值的高度关注。
或以言简意赅的格言，或以辞约义丰的玄言诗来表达对宇宙、人生哲理的理解。
这些华夏文化的精华，在玄学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传入中国的佛教却恰恰缺乏这些。
因而，佛教便急迫地需要摄取玄学的这些思想，以更好地阐释佛理，弘扬佛法。
玄学构建理论时，在方法论上十分强调思辨性。
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注重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使玄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困难重重。
因此，尽管东晋时期玄风盛炽，但无论是思辨高度，还是认识深度，在元康玄学的郭象那里已经达到了高峰，“独化于玄冥之境”
的命题难以掩饰其本体论上的矛盾。
这时，以高度思辨性为特征的佛教般若学的出现，无疑使得玄学家耳目一新。
般若学的集大成者僧肇，少年时便潜心老、庄，因而在他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文章中，融汇了老、庄思想，使得玄学之士容易接受。
更重要的是，僧肇以其长于思辨的才华，为玄学之士提供了一种充满逻辑魅力的思维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本体论的矛盾。
这样，魏晋玄学便必然地吸纳了般若思想，将佛理融入玄学，以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诞生于魏晋社会动**环境中的玄学，时时想显示出自己的超越性。
他们所说的“自然”
，是用以超越名教的人类自然之性；他们对宇宙本性的玄思，是力图超越生命的时限，复归自然，使人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
但是，玄学家最终却只能得出“生死如梦，听任自然（命）”
的结论。
也就是说，传统思维的局限与本体论的矛盾，使得玄学无法超越。
佛教从万法虚幻、因缘而生的观点出发，强调生死无常、自然解脱、定入涅槃永乐的境界。
显然，佛教完成了玄学无从完成的人的本体的超越。
这就使得玄学去吸收佛教的这一思想。
何况，佛教对人的生命的这一超越所带来的“现实社会苦海无边，彼岸世界其乐无穷”
的宗教幻觉，能省却人们无数的烦恼与忧思。
当玄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矛盾与困境之时，以思辨性和超越性见长的佛教文化映入了人们的视野，于是，玄学家们从中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法，出现了玄学佛理化。
当佛教在中土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可以依托的思想学说时，与佛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玄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于是，出现了佛教的玄学化。
而玄学的佛理化和佛教的玄学化恰好从两个不同侧面展现了魏晋时期玄、佛的交流与融合。
二、名士名僧，相会交游
玄学和佛学的交融，首起于名士与名僧的相会交游。
而这种交游，又起于一批玄学化的名僧的出现，其中主要有：
竺法雅，河间（今河北献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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