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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时人以刘伶相比喻。
慧远，本姓贾氏，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出身世家，年13时随舅令狐氏游学中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
慧远继承了由竺法雅倡始的“格义”
传统，以《老》《庄》学说比附佛教思想。
后定居于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雷次宗等结社于庐山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
在慧远的这批信徒弟子中，不乏通于玄学者。
如周续之曾研习《老》《易》，宗炳精于言理，雷次宗曾于京师开馆收徒，讲授儒、玄，南朝作《夷夏论》挑起佛道之争的道士顾欢就曾是他的学生。
慧远和他们在庐山不仅修持净土，也精研玄理。
此外，如支孝龙、竺法乘、于法开等也都颇有名士气度。
这些生活于两晋玄风盛畅氛围中的名僧，其言论、行为、风姿无不染上了时代的气息，如竺叔兰性喜嗜酒，每饮必至五六斗方尽兴。
一次大醉，卧于路旁，被差吏送入郡狱，当郡尹责问其出家人何以饮酒时，竟答以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必分是否出家人。
真有几分刘伶的风格了。
又如康法畅，虽身披袈裟，却常手执麈尾，每逢遇见名士，便清谈尽日，其行径已难以区分到底是僧人还是名士。
所以，孙绰以竹林七贤配七僧，正反映了西晋时期一批玄学化的名僧的出现。
这样一批言行举止、气质风姿都绝类名士的名僧的出现，自然博得众多玄学之士的青睐，视为知己，披襟致契，结为知音之交，出现了名士与名僧相会交游的景象。
竺道潜曾与中朝名士桓颖结为至交，渡江后，又与王导、庾亮等谈禅说理，游心玄虚。
竺法汰与王导之子王洽结交，王洽不仅供养竺法汰，而且常以谈玄为乐。
康僧渊与殷浩辩难《老》《庄》义理，自昼至曛。
支孝龙与阮瞻、庾凯等结为知音之友，世人称为“八达”
。
帛尸黎密多罗与王导、庾亮、桓彝等披襟致契，常作终日之谈。
支遁更是与谢安、许询、王濛等辩难问屈，成为东晋玄学之士清谈的座上常客。
名士、名僧的相互知交，既使得玄学更好地认识了佛教，将佛理引入玄学；也使得佛学能以中土人士所熟悉的语言、形式传播开来，促进了佛教的玄学化。
可以说，正是通过了名士与名僧的相互交游，才完成了玄学和佛学这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交融，玄言佛理，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硕果。
三、名士精研佛经与玄学佛理化
《般若》学说的兴起与名僧参与清谈，使一些玄学名士也注目佛经，以玄学眼光对佛教义理进行审视和剖析。
因而，在出现一批精于《老》《庄》之学的名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通晓佛理的名士。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
其祖孙楚以才藻卓绝、天才英博而著称于世。
出身名门世家的孙绰，自小博学，以文才称世，于时文人推其为冠。
孙绰自述少时便仰慕老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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