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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域内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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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百年间，除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割据之中，三国鼎立、十六国混战、南北对峙。
分裂的政治格局必然对文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江东、中原、河西、关陇、巴蜀等多个文化区。
这些区域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文化中心，并与其他区域之间展开频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趋势在文化领域中的折射。
逮至隋唐，出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华夏文化。
一、江东文化的发展与南北文化交流
自秦汉以来，中原一直是文化中心。
三国鼎立，孙吴立国江东，伴随着江南经济的大规模开发，文化学术事业也日趋发展。
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余年间，江南政局相对较为平稳，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日趋昌盛，并形成了迥异于北方地区的独特文化风貌。
1．多姿多彩的文化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文化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发展格局。
东晋时期，玄风盛畅江左，玄学名士问难屈胜，与佛教名僧相会交游，将佛理引入玄学；道教吸取佛教义理，不断改革完善，完成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佛教融汇儒、道，在中国化的历程中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得到了广泛传播，南朝萧梁时甚至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
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也空前活跃，杨泉写下了著名的《物理论》，坚持元气自然本体论；鲍敬言以一篇《无君论》，力陈了封建专制政治的腐朽，描绘了美好的无君社会；范缜的《神灭论》成为向宗教神学挑战的战斗檄文，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思想领域如此，文学、艺术、科技也同样叹为观止。
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创立，委婉缠绵的乐府民歌，志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出现与发展，《文选》《玉台新咏》与《文心雕龙》《诗品》相映生辉。
史家人数之众，著述之多，题材之广，体裁之杂，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难以比拟，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等皆为列入正史的官修史书。
书法、绘画等艺术取得重大突破，书圣王羲之、小圣王献之，被称为画家四祖的顾恺之、张僧繇，名家辈出。
何承天、祖冲之、陶弘景等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领域中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约略述之，已足可见江东文化之繁荣。
2．创新求异的文化精神 江东文化不仅多姿多彩，而且异常活跃，流派纷呈，勇于变古创新，形成了创新求异的文化精神。
在哲学思想领域中，佛、道之争，夷夏之辩；形神之争，有无之辩；无不透现出江东文化的这种精神，使江东思想舞台上出了激烈争辩的场景。
在文学领域中，陶渊明、谢灵运等著名诗人，不仅开拓了新的文学题材，将自然界中的田园草木、山水花鸟、日月星辰，以及人类社会中的世事兴衰、悲欢离合都纳入了歌咏吟唱对象的行列，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多有突破，好为新变。
在史学领域中，纪传体正史的框框被众多史家所突破，方志、谱学、人物传记，乃至各种载记、拾遗、世语等杂史纷纷涌现。
在艺术领域中，王羲之等书法家增损古法，变古而不泥古，裁及今体，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书体——真草。
山水画经江东画师的倡导，终成气候，名山大川、秀峰奇景皆入画中。
不断创新求异，既推动了江东文化的繁荣，也成为江东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3．清逸婉丽的文化风格 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酿就了江东文化的清逸婉丽，“东山风度”
即可谓集中地体现了江东文化的这一特征。
名士、名僧、名道怡情山水、谢安、谢灵运、支遁、许询、孙绰、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等都雅好山水，以清新的自然之美为对象，达到自由、超脱的审美境界，使宁静秀丽的山水与高洁玄远的意境糅合在一起。
在思想领域，江东士人的空灵飘逸的思辨之学见长。
在文学领域，无论是田园诗、山水诗，还是闺阁诗、宫体诗，乃至乐府民歌，都一反北方文学的壮志豪情、阳刚之气，而以清新秀丽、婉约柔美的风格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艺术领域，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由注重汉字的形体结构之美上升到追求书法作品的神韵，清丽飘逸的南帖较之朴素遒劲的北帖，别有一番情趣。
同样，江南的绘画艺术也以细腻精巧、情韵连绵的风格而矫然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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