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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逸婉丽的江东文化,注重情性抒发,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独具风貌的江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尽管其时南北对峙,争战时起,但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
在南北双方的使臣交往通好中,双方政权都十分注重所派使节的才学,裴方明、萧琛、范云、邢峦、卢昶、宋弁等,都为富有文学才华之人,他们在奉使进行政治交往的同时,或赋诗唱和,或纹杆博弈,进行着文化交流。
如北魏李彪出使南齐时,随行棋手范宁儿与南朝名手王抗对弈,李彪北返时,齐武帝萧赜率群臣相送,登山临水,赋诗送别。
显然,南北使臣在互访之中,直接进行了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大量的民间文化交往更是十分活跃。
中原士大夫为躲避战乱而纷纷东渡,他们带来了北方文化,与江东本土文化交流并逐渐融合。
一批南方士人前往北方,将江东文化传向北土。
如东晋名士史学家习凿齿在前秦时被劫往长安;东晋名僧慧远曾游学洛阳、许昌多年;竺道生到长安就师于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南朝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庾信出使西魏,因梁亡而滞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王褒在江陵破后被俘至长安,受到宇文氏的优遇;颜之推在西魏破江陵后被俘入关,后又逃奔北齐,齐亡再入周。
这些名士名僧在其游学流寓的过程中,也展开了南北文化交流。
如庾信等人到北朝之后,将辞藻清丽、对仗工整,讲究形式美的南朝宫体诗风格传到了北方,受到宇文毓、宇文邕、李昶等人的喜爱,他们纷纷模仿庾信,使北朝文风受到了南朝文风的深刻影响,将边塞风光、从军生活这些北方文学中常见的内容与南朝的艺术形式相融合。
江东文化的兴起与南北间的文化交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内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促进了南北两大文化因子的融合。
同时,江南地区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也和江东文化在发生着交流、融合,使江南文化区成为当时三大文化区之一。
二、河西文化的昌盛与东西文化交流
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强盛,推动了汉民族文化圈向边地的扩展,汉武帝经营西域和开置河西四郡,将大批中原人口迁徙到河西地区,也把中原数千年积累的文化成果随之而带到了河西。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河西地区成为中西交通要道,最先接受西域文化的成果,又把中原文化的精华送向西域。
历史的积累与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河西文化的昌盛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到魏晋十六国时期,终于焕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并以其独特的西部风姿,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永嘉之乱,中州激**,秦汉以来发达的中原学术文化遭到战乱摧残,文人儒士纷纷避地河西,以致区区河右,学者埒于中原,成为北中国新的学术文化中心。
2.佛教传译活跃发达 河西作为内地与西域陆上通道的必经之地,东来西往的僧人络绎不绝,驻锡停留,宣讲教义,日久天长,遂成影响。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
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
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27]正说明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活跃,而佛经的译述则更为可观。
敦煌高僧竺法护于西晋初由西域返回,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
永嘉之乱后,又由长安避乱河西,所译诸经也都随携凉土。
竺法护的译经活动中有两次是在河西进行的。
一次是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翻译了从罽宾带回的《修行道地经》和从龟兹带回的《不转退法轮经》;另一次是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译《圣法印经》。
前凉张天锡时,又于官方主持,在姑臧(今甘肃武威)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
翻译了《首楞严经》《须赖经》《金光首经》和《如幻三昧经》。
到北凉时,佛经的翻译出现了**,仅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就有4次。
北凉立国之初,便在张掖组织译经,由沙门道龚等人译出了《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大方等陀罗尼经》和《宝梁经》。
北凉玄始十年(421年),沮渠蒙逊亲自主持了译经,由昙无谶翻译《大般涅槃经》,道俗数百人参加,足见规模之大。
这次译经历时十余年,先后译出了《大般涅槃经》《菩萨戒本》《大集经》《金光明经》等十多部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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