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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沮渠蒙逊之子兴国、牧犍也分别主持译经，译出了《优婆塞戒经》和长达一百卷的《大毗婆娑经》。
据《开元释教录》记载，道龚、昙无谶等9人共译出了佛经82部、311卷，其中仅昙无谶就译经11部、112卷。
河西地区的这些译经活动，不仅反映了河西文化的昌盛，更重要的是这些佛经由河西传向长安、中原、江东，对整个中华的佛教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文学艺术蔚为可观 河西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就赞誉了河西文人张骏、谢艾、王济等人。
刘勰对北方文人少有称道，由此可见河西文学作品在南朝享有较高声誉。
事实上，河西也确实不乏佳作。
张骏的乐府诗《乐门行》《薤露行》清新真挚，虽重词采而无矫饰之病，且情感深沉，风格刚健。
他的《上疏请讨石虎李期》表文言辞恳切，表现手法采用骈散相间，读来富有气势，被刘勰称誉为“陈事之美表”
。
李暠的《述志赋》继承了东汉抒情小赋的传统，充分运用比兴手法。
而神话传说的引用，又使作品涂上了一层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两晋辞赋中，不失为一篇清丽典则的佳作。
刘昞的《酒泉颂》不仅是河西文学作品中的压卷之作，而且被《北史·文苑传》誉为整个十六国文坛上的经典之作。
音乐、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
1977年发掘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中的壁画，运用彩绘技法，飘浮变幻的庆云、昂首奔逸的神马、叠嶂起伏的山峦、神态各异的人物，整个画面错落有致，将南北朝时期谢赫总结的绘画六法在壁画中融为一体，显示了河西绘画的高超技艺。
河西地区众多石窟中的造像，则反映了古朴雄健的河西雕塑风格。
如敦煌莫高窟有确切年代可考属于五凉时期的第268、第272、第275三个洞窟，其塑像头戴化佛冠，发披两肩，袒胸露臂，神情肃穆，面含笑意，无论仪容、神情、造型、衣着，都既不违背佛教思想，又符合儒家审美观。
至于西域艺术风格的影响，在音乐、绘画、雕塑中也都显而可见。
河西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还有一条重要途径，那就是人员往来，尤其是河西佛教发达，僧人西行东徙，也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如竺佛会、慧常、僧纯、智严、宝云等东下长安，特别是河西逗留了17年的鸠摩罗什到长安后译经35部294卷，使长安译事臻于极盛。
贤护、法成、僧表、慧览、道法等前往蜀中，僧印前去江陵，于道邃、道挺、沮渠京声等来到江东。
这些僧人不仅在长安、蜀中、江东弘扬佛法，从事译述，而且将河西文化也随之带到各地，成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交流。
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后，河西学者中不少人徙于平城（今山西大同），河西文化也逐渐融于中原文化之中。
三、中原文化的复兴与兼容并蓄
十六国割据，使中原文化一度沉寂，文人学者或东渡江南，或避乱河西，促成了江东与河西文化的发达，逮至北魏统一北方，中原文化得以复兴，并且，融入了河西、代北诸文化因子，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基石。
1．厚重质朴，渊综广博 与江东文化的清丽柔美、空灵飘逸之风相比，中原文化以其厚重质朴、渊综广博见长。
文人儒士少受玄风影响，继续保持着两汉经学家的治学风格。
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不太注重理论思辨，而常从治道出发，因此，出现了一批很有应用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和介绍了大量的生产经验和科技知识，成为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书中提到的不少经济观点和技术知识，直到今天还有借鉴的意义。
郦道元的《水经注》以河道水系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所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和地理沿革，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成为一部兼具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综合性著作。
更重要的是，贾思勰和郦道元在写作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
这种治学风格及两部著作正好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厚重质朴、渊综广博。
反映在艺术领域上，魏碑用笔厚实，构字紧密，骨肉峻岩，以质朴遒劲为主，方严端正为尚。
绘画风格粗犷朴素，出现了完全以色和面代替墨和线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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