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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著名画家曹仲达所画人物身体稠迭，衣服紧窄，犹如刚从水中出来一样，从而有“曹衣出水”
的美誉，与“吴带当风”
相提并论，在中国美术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2．刚健勇武，豪放悲凉 注入了代北游牧民族文化因子的中原文化，变得崇尚刚健勇武，更有豪放悲凉之风，这在文学艺术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首《敕勒歌》，短短27个字，便展现了一幅苍茫悲凉的草原风光。
一篇《木兰诗》，悲壮感人，语言刚健，反映了北方民族的勇武气质和悲凉豪放的民歌风格。
所以颜之推曾说，离别之际，江南人设酒饯行，泣泪送别，而北方人豪言相赠，欢笑分手，在悲凉中不失豪放。
就连青年男女间传唱的情歌、恋歌，也大胆率真，泼辣豪放，直抒其情。
如《捉搦歌》写男女相悦，直言“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
《折杨柳枝歌》写婚姻直言“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
都是直截了当，没有丝毫含蓄和扭捏作态。
中原文化的复兴中又注入了河西文化的因子。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凉后，大批河西学者入仕北魏政府，编修史书，整理经籍，修订礼乐，将河西地区保留的汉、魏文化之脉重新在中原播种、发展。
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则将江左文化因子也注入中原文化之中。
这就使得复兴后的中原文化兼容了代北文化、河西文化、江东文化，形成了兼纳百川的文化格局，华夏正声的形成就是一例。
中原旧曲《清商三调》为汉魏以来的传统音乐，其乐器形制、录章古辞皆有定制。
晋末永嘉之乱，一部分乐器乐工为前赵所获，后来又在纷扰变乱中迭经前后燕而为北魏所得，但北魏拓跋氏不知采用，皆委弃之。
这样，这部分乐器就在政权纷替中遗失殆尽，乐工也不知所去。
另一部分则因太常乐工避地河西，连同乐器、乐曲一起在河西保存了下来。
但在河西期间，受西域音乐的影响，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异，琵琶、箜篌等西域乐器掺杂了进来。
前凉亡后，这些已经变异的中原旧曲进入关中，与关陇文化相融汇，杂以秦声。
后刘裕平关中，又传入江东。
江东本无中原旧曲，东晋时就因无雅乐器及乐工，而省太常并鼓吹令，虽也时有修复雅乐之举，但一直不完备，以致乐器朽坏，长期无人问津。
自关中引入旧乐后才得以流传，但在流传过程中，又掺入了江南吴歌和荆楚四声。
隋文帝平陈后，便以此作为华夏正声。
显然，这早已不是原来的中原古曲了，其间相继融入了西域音乐、河西音乐、关陇音乐和江南音乐的成分。
也就是说，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西域文化、河西文化、关陇文化、江东文化、荆楚文化的诸多因子而成的新的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的复兴与广为兼容由此可见一斑了。
四、区域文化发展的原因
陈寅恪先生在论及隋唐制度渊源时，多处提到河西、中原、江东三大文化因子。
若作进一步考察，这实际上可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文化区，即河西、关陇文化区，包括代北在内的中原文化区和包括巴蜀、荆楚、岭南在内的江南文化区，一个大的文化区内又有若干小的区域文化。
三大文化区之间存在着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区内也同样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
那么，导致区域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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