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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严、宝云、慧简、僧绍、僧景五人，同志西行，隆安四年（400年）到达张掖，遇见西行求法的法显一行，遂偕行至敦煌。
后智严与慧简从乌夷国折返高昌，抵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从佛大先受佛法三年，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住于长安。
刘宋元嘉年间，智严在建康译出了西行带回的《普曜经》《广博严净经》《四天王经》等。
晚年又携弟子游天竺，卒于罽宾。
宝云等则与法显继续前行，经于阗，度葱岭，终至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
宝云在此供养佛钵，遍学西域方言，与僧景等东归。
智猛，后秦弘始六年（404年）招结同志15人，从长安出发西行。
一路上，或归或死，到天竺时仅剩5人。
先后游历罽宾国、奈沙国、迦维罗卫、华氏国及释迦涅槃、成道之地。
宋景平二年（424年），携《大泥洹经》《僧祇律》等归国，路上又死3人，回到中土时仅智猛与昙纂二人。
撰有《游行外国传》一书。
法勇，与僧猛等25人结伴西行，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出发，一路历经艰难，到达中天竺时仅剩5人。
后从南天竺沿海路归国，于广州登岸。
惠生、宋云，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西行求法，到天竺，在乌苌国住两年，于正光二年（521年）携大乘经典170余部归国。
西行求法之僧还有昙学、威德、道泰、僧表、慧览等。
这些西行求法者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文化修养，因而能较好地吸取印度文化之精华，在促进佛教传播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向了印度等南亚各国。
除了这种民间的文化交往之外，当时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政府间交往也十分频繁。
据《魏书》《梁书》《北史》《南史》等史籍记载，北天竺的犍陀罗国在北魏时期曾5次派使臣来洛阳；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6次派使臣来洛阳；尼婆罗国（今尼泊尔）4次派使臣来洛阳；罽宾国6次派使臣来平城和洛阳南天竺国5次遣使北魏。
东天竺的槃是国（今孟加拉国）、西天竺也都曾派使节来平城、洛阳访问。
中天竺的笈多王朝则和东晋南朝保持着密切往来，曾4次派使臣来到建康。
狮子国也曾4次派使臣来建康。
这些来华的使臣不仅带来了南亚各国的特产，如白象、火浣布、各种工艺品等，而且使人们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
同时，这些使臣也把中国的民俗风情、典章文物等带回国去，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
通过民间与政府这两条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政权继续保持着与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如开凿于后秦、西秦时期的甘肃天水麦积山早期石窟和开凿于北魏前期的云冈昙曜五窟，其造像雄健高大、深目高鼻、眉细眼大、两耳垂肩、宽肩细腰、衣纹凸起、密褶均衡，明显地具有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成为当时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实证。
又如斯里兰卡使者于东晋义熙初年送来的玉佛像，陈放在建康瓦棺寺后，与戴安道的手制佛像、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像，被世人并称为“三绝”
，成为中斯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二、与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往来便十分密切。
至于魏晋南北朝，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系未断。
据《三国志》《晋书》《魏书》《北史》等史书记载，大宛在曹魏、西晋、后赵、前秦、北魏时，曾10次派使臣来中国访问，赠送汗血马、珊瑚、琉璃等物。
贵霜王朝也在曹魏明帝时遣使节来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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