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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僧会，其先为康居人，世居天竺，后随其父经商移居交阯。
十余岁时，双亲并亡，不久出家。
康僧会不仅深明三藏，而且博览典籍，天文图纬，多有涉猎。
于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孙权为其建建初寺，成为当时江南著名的寺院。
康僧会在建业居住了33年，先后译出了《小品般若经》《六度集经》等佛经；又注《安般守意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泥洹梵呗》。
康僧会译经数量远不及支谦，但他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兼具佛、儒、道思想的译师。
在他的译文里，可以看到孝慈、仁德等儒家的语言和思想；可以看到自本无生、无名等道家的语言和思想；他还直接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和佛教不杀、盗、**、妄、酒的五戒糅合成五教。
如果说，在支谦那里，佛教的汉化表现为以适合中国人习惯时尚的文字来翻译佛经，那么，康僧会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注释佛经，使佛教的汉化迈出了一大步。
随着佛教的传播，三国时期还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者——朱士行。
朱士行，颍川（今河南禹县）人。
出家后，因讲《小品般若》感到经文艰涩难通，遂发誓西行求取正本。
于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出发，西渡流沙，到达于阗，求得《大品般若》梵本90章60余万言，遣弟子送回洛阳。
朱士行的西行求经，表明佛教传入我国后，经两三百年的蹇促际遇，已渐为中国人所领悟，不辞艰辛，欲求真本。
此后，更多的僧人为探求佛理而踏上了西行之路。
也表明佛教传入我国后，经两三百年的困顿，终于在中土站稳了脚跟，此后，便以空前的速度在中土传播扩散。
二、两晋时期佛教的发展
两晋时期，佛教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译经数量大增，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到东晋安帝义熙末年（419年）的150多年中，翻译的佛经达250余部，约1300卷，佛教各个不同体系的经典，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有译出，出现了竺法护、僧伽提婆、鸠摩罗什、昙无谶等一批译经大家。
与此同时，一批从事于佛教理论研究的“义学沙门”
也相应出现，他们注释、演绎、阐发佛经。
《般若》学说与魏晋玄学相互辉映，使佛教在汉魏初传时期有限汉化的基础上加快了汉化的步伐。
竺法护，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其一生致力于译经事业，先后在敦煌、长安等地译出佛经155部、311卷，占两晋译经总部数的五分之三强，译经总卷数的将近四分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在当时译经数量最多的著名译师。
竺法护所译佛教的门类十分广泛，包括般若经类、华严经类、大集经类、法华经类、大乘律类、本生经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将当时西域流行的佛教要籍全都翻译了过来，从而为大乘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
鸠摩罗什，生于龟兹，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人。
罗什初学小乘，后改宗大乘。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吕光破龟兹后，强迫罗什娶龟兹王之女为妻，后又劫持罗什回凉州。
罗什在凉州期间，学习汉语，并通过前来受学的僧肇，了解了内地的佛教情况。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派人迎其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翻译佛经。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罗什译出了佛经35部、294卷，成为晋代译经数量仅次于竺法护的著名译师，而其译经之盛况，则远远超过竺法护。
如在译《大品般若》时，僧肇、昙顺等800余人助译；译《思益经》时，参加翻译的僧人2000余人；译《维摩经》时，义学沙门1200余人参加；译《大智度论》时，500余人共集译场。
可见罗什译经之规模宏大。
而且由于罗什兼通梵汉语文，又有一大批义学名流参与译经，因此所译佛经之质量远远超过前人。
在中国佛教史上，把罗什之前的译经称为旧译，罗什所译称为新译。
罗什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之一。
罗什所译佛经大多是大乘佛经，因而影响尤为巨大。
在他之前，尽管从汉代起就已有了《般若》经类的翻译，但由于受译者水平及时代限制，并未能将《般若》空宗的学说正确无误的表达出来，直到罗什译出《大品》，尤其是《四论》（《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人们对般若“性空”
学说有了较为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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