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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所译佛经也成为大乘各教派的主要依据，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为三论宗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成为成实学派的主要依据；《法华经》成为天台宗的主要经典；《阿弥陀经》成为净土宗的主要经典。
罗什门人僧肇、僧睿、道融、道生等也都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出身世家，天资聪慧。
因父母早亡，12岁出家，由于形貌丑陋，不为其师所重，被役使于田间耕作，数年后才被其所识。
后至邺城（今河北临漳），深得佛图澄赏识，收为弟子，从此，道安开始崭露头角。
此后，道安辗转活动于山西、河北、襄阳、长安等地，注经弘法，制定僧规，探究般若真谛，推动了晋代般若学的兴起。
道安对佛教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译注和整理佛经。
据僧传记载，道安著有各种经注20种、22卷，涉及大小乘、经、律、论三藏，可见其对佛教的研究面十分宽广。
为了使翻译的经典能保持本真和通俗，他组织中土僧人译经，并邀请西域高僧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协助翻译，先后翻译和注释了大量的般若部经典。
道安还将所见佛经编成《综理众经目录》，成为我国第一部佛教目录学专著。
二是制定僧尼戒规。
道安为保持和维护佛教的严肃性与纯洁性，制定了僧团讲经说法、衣食住行等宗教仪规，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创立“清规”
的第一人。
他还划一僧人姓氏，将僧尼依师为姓统一规定为释，自此，汉族僧尼迄今仍以释为姓，未作改变。
三是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胸怀，对佛教禅学和般若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并创立般若本无宗。
两晋佛教汉化进程加快的突出表现便是般若学的兴起，而道安数十年致力于般若学的研究，对般若思想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晋时期，佛教经典的大量译出，对佛教理论的深入研究，尤其是般若学的勃然兴起，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佛教对神仙方术的依附，而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发展道路。
佛寺林立，僧尼众多，据法琳《辨正论》中的记载，西晋两京，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余人；东晋104年中，有寺1768所，僧尼24000余人。
十六国时期北方的佛寺和佛徒数量虽无法详考，但从当时各割据政权竞相崇佛的情况来看，佛教的传播当更为广泛，后秦境内“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2]便是一证。
晋代佛教的迅速发展及其汉化步伐的加快，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社会动**，成为佛教滋长的肥沃土壤。
西晋统一为时不久，便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此后接踵而来的是流民起义，“五胡乱华”
，晋室东迁。
整个中原地区兵连祸接，白骨蔽野，百姓流离失所，饥饿肆行，加之疾疫流行，天灾人祸，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佛教成为麻痹人民思想的一剂良药，人们试图从来世、天国寻求精神慰藉和超脱。
因而，佛教的信徒骤然剧增，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归信佛教，佛教获得了迅速发展的社会基础。
其二是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与倡导。
在北方，十六国统治者多为少数民族，他们对佛教原本就少有抵触心理，不仅自己信佛，而且对佛教尊崇至上。
如后赵石勒尊佛图澄为“大和上”
，不仅广为建立佛寺，而且连军国大事都询问佛图澄的意见而后行。
其子石虎更是下诏准许汉人出家，并规定凡出家为僧者即免去租税徭役及兵役，致使后赵境内百姓纷纷削发遁入佛门，以逃脱沉重的封建剥削。
后秦姚兴待鸠摩罗什以国师之礼，为之设立译经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北凉沮渠蒙逊尊昙无谶为圣人，在姑臧建立译场，请其译经，且每有国事难决之时，便咨于昙无谶。
一时间，北凉境内开窟造像之风盛行。
东晋诸帝亦是如此，笃信佛教，如晋明帝为太子时，常手画如来之容，口诵三昧之旨。
封建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与倡导，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道安曾说：不依国主，法事难行。
有了统治者的支持，佛法便得以畅通无阻，广为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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