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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魏晋玄学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
魏晋玄学的兴起，以其玄虚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与佛教相互补充、相互吸纳。
两晋玄风盛炽，玄学之士谈玄说理，佛学也融入清谈品题，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佛教。
佛教也借助玄谈推行佛法，出现了一批善谈老庄的名僧，他们主动与名士交游，互相酬答，使佛学玄理化。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使佛教在知识阶层中广为弘传，而且为佛教的汉化提供了思想支持。
从一定意义上说，两晋佛、玄合流，佛玄交融，是使得佛教自觉开始汉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南朝佛教理论的发展及其国教化
两晋时期佛教的广为传播与汉化步伐的加快，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南朝时，一方面，伴随着佛教理论的发展，佛教流派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佛教的迅速发展，到萧梁时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
以上成为南朝佛教的两大显著特点。
佛教发展到南朝，已经与玄学分野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但魏晋玄学清谈之风，仍然对佛教产生难以抹去的影响，导致了南朝佛教以义理之学发达而有别于北朝佛教。
由于南朝佛教重义理，因而这一时期佛教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同的佛教学派。
（一）《三论》学说的复兴
《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自鸠摩罗什译出后，经罗什师徒的弘传，在东晋中后期曾十分盛行。
但自罗什及其门下相继去世后，《三论》学说渐趋沉寂。
到萧梁时，摄山栖霞寺住持僧朗致力弘传《三论》，梁武帝深为器重，遣僧诠等10人受业于僧朗，专习《三论》。
僧朗之后，其弟子僧诠以《中论》为般若学主要内容，被称为《三论》之新说。
此后，僧诠弟子法朗在陈时继续弘传《四论》学说（即《三论》加《大智度论》），以不住、无得、无著的般若思想驳斥成实学派，形成了“弹他”
与“显自”
并重的独特学风。
由僧朗、僧诠、法朗师徒三代的努力，《三论》学说终于重新复兴，再度弘传，到隋代，法朗弟子吉藏便正式创立了三论宗。
（二）“佛性”
论的盛行
自竺道生弘扬涅槃佛性说和倡导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说之后，《涅槃经》的研习便盛行一时。
宋文帝元嘉初年，昙无谶于凉州译出的大本《涅槃》传到南方。
南朝僧人慧观、慧严和文士谢灵运等，参照法显与佛驮跋陀罗所译的6卷本《大般泥洹经》，将昙无谶译的40卷本《涅槃经》改成36卷的南本《涅槃经》。
这样，较为完整的佛性论思想在南方得以广泛地传播，以致《涅槃》佛性论一时间成为南方佛教界的“显学”
。
随着《涅槃经》的盛行，佛性之说也众说纷纭，据吉藏所说，南朝讲佛性者，竟达11家之多。
（三）成实学派的兴起
成实学派以古印度诃梨跋摩所著《成实论》而得名，鸠摩罗什将其译出，经其弟子昙影、僧睿等人的弘扬，被广为传布。
南朝时，已发展为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成实论》虽属小乘佛教，但因其反对法有而只讲法空，加之具有思精、言巧的特点，因而被视作是由小乘通往大乘般若学的津梁。
萧梁时，智藏、僧旻、法云等僧人开讲《成实论》，并分别进行注疏，形成了盛极一时的成实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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