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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法云，依据《法华经》阐发《成实论》，表明中国佛教在南朝中期已出现了大小乘融合为一的动向。
因此，南朝弘传的大乘佛教已与印度大乘佛教的旨趣拉开了距离，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了。
（四）天台宗的初创
（五）《摄论》的弘传
梁朝时，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师之一的印度僧人真谛从扶南（今柬埔寨）来到建康，受到梁武帝的礼敬。
后因遭侯景之乱，乃颠沛流离于东南各地，晚岁留居广州。
据僧传记载，真谛所译经、论、记传等共64部、278卷。
真谛的译经虽然范围甚广，但最重要的是唯识一系的《摄论》，使无尘唯识的《摄论》要旨得以在江南弘传。
此后，其弟子僧宗、慧恺、法泰等都宣讲《摄论》，法泰的弟子静嵩还在北方弘传《摄论》。
（六）三教同源与真神佛性说
在南朝佛教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梁武帝以“菩萨皇帝”
的身份参与其间，提出了一个更富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即三教同源和真神佛性之说。
梁武帝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提出佛、道、儒虽旨趣各不相同，但各有妙用而不可偏废。
三教之中，佛教至上，儒、道皆源于佛教，孔子、老子是为如来弟子，从而建立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儒、道为辅翼的佛学理论。
真神佛性之说的主要论点是：真神即人的善性，佛性虽众生具有，但要通过修心以保持神明，行善以恢复心神清静，才能除去无明和诸般烦恼，求得佛果。
同时，般若学主张客观万有为空是因，涅槃学主张佛性常住是果，二者不分主次优劣，而相互联系、补充。
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是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的产物，是其调和三教矛盾，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需要。
真神佛性说则是对佛教内部不同学派间的矛盾的调和，也把佛教的佛性与儒家的善性糅合在一起。
因此，梁武帝的佛教理论本身是十分肤浅的，并未能形成较为系统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其意义主要在于政治上对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作了总结，建立一个三教并重、三教兼容的官方宗教神学体系，作为维系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南朝佛教在理论发展的同时，其传播面也越来越广，社会地位越来越高。
南朝宋、齐、梁、陈的封建统治者中，佞佛者不在少数。
宋文帝刘义隆延请僧人慧观、法瑶、慧琳等参与朝政，坦然明言，若全国百姓都能崇信佛教，则自己便能坐致太平了。
其子宋明帝刘彧对佛教亦颇感兴趣，施钱动以万计，对僧人殷勤备至。
齐高帝萧道成即位后，对僧人颇致敬意，建寺造像。
其子武帝萧赜在弥留之际的遗诏中，竟还不忘对子孙殷殷告诫，要他们尽心礼拜供养诸佛。
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虽位至司徒，信佞佛之态更甚于其父、祖。
常盛情邀请名僧到府中讲经论法，亲手抄写佛经，组织僧人信徒与无神论者范缜辩论。
梁武帝的佞佛更是达到极点，他四处兴建佛寺，所费无度；订立僧制，带头吃素；四次舍身佛寺，受佛戒；对寺院、僧人大行布施，往往一次即费钱千万以上；还大办法会，亲自讲经。
佛教发展到梁时，终于取得了国教的地位。
此后，梁武帝诸子也都效法乃父，热衷佛教。
陈朝诸帝，亦多佞佛。
武帝陈霸先，步梁武帝后尘，也舍身佛寺，办法会，讲佛经。
文帝陈茜、宣帝陈顼不仅办法会，而写忏文，声言愿一切众生都能归信佛门。
陈后主陈叔宝宠幸贵妃张丽华，沉溺于酒色之中，却也效法其前辈，曾在太极殿两次设大法会，还舍身于弘法寺为奴，结果由百官出钱将他赎回。
封建统治者的佞佛，必然引起上行下效，公卿百官亦尊奉佛事，以致南朝境内寺塔林立，僧尼日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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