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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琳在《辨正论》中的记载，刘宋时，有寺院1913所，僧尼36000余人，到萧梁时，已发展到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3]，仅京城建康一地就有寺院700多所。
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加，寺院经济也迅速膨胀，不少寺院占有土地，放高利贷，剥削聚敛加上帝王权贵的大量施舍，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力量，给社会与百姓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危害。
四、北朝佛教的发展
北朝魏、齐、周三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曾行灭佛之举外，其余诸帝，多为信佛者。
北魏拓跋珪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备究南夏佛法之事，颇览佛经，礼敬沙门，曾派专使送银钵等礼品给隐居于泰山的沙门僧朗。
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下诏弘扬佛法，并开始建寺造塔。
其子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后，承父之志，于京邑四方建造寺院，令僧人助其敷导民俗。
在拓跋珪父子的扶助下，佛教开始在北魏境内传播开来，应诏赴京师的赵郡僧人法果被封为道人统，统摄僧徒，建立起了管理僧尼事务的专门机构。
金铜释迦佛像（北魏）
195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
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立即颁发了复佛法诏，在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不过数年之后，佛教便又重新获得了发展，沙门统昙曜在京城西武州塞云冈开凿石窟，镌建佛像，著名的云冈石窟，至此开始兴建。
文成帝还诏令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使寺院经济得以发展，形成了一个僧侣地主集团。
孝文帝亦笃信佛教，曾亲为出家者剃发，让朝廷大员与僧人讨论佛教义理。
迁都洛阳后，更是交往名僧，探讨佛理，为禅师佛陀修建嵩山少林寺。
宣武帝元恪登位后，仍悉心维护佛教，在洛阳城内大兴寺院建设，还在洛阳郊外龙门开凿石窟。
其时，洛阳城内寺塔林立，每逢佛诞节日，梵乐动天，香烟绕城，热闹程度竟使西域僧人惊叹是到了“佛国”
。
到北魏末年，全国已有寺院3万余所，僧尼200万，足可见北魏佛教之盛。
隆绪元年王阿善造像（北魏）
北齐诸帝，佞佛不减于北魏。
北齐文宣帝高洋大起寺塔，剃度僧尼，竟将国家财政的1／3供寺院所用，高洋佞佛，竟不惜如此慷国家之慨。
孝昭帝高演和武成帝高湛虽然仅仅只做了二三年皇帝，但对佛教却情有独钟，诵读佛经，日以继夜，剃度僧尼，数以千计。
北周除武帝灭佛外，其余皆为好佛者。
闵帝宇文觉在位不到一年，却广集海内名僧，大开菩提之路。
周宣帝宇文赟在位不到二年，竟诏令造佛像一万余座，抄写《般若经》三千余部。
北周、北齐虽皆为短命王朝，然佞佛之举却甚嚣尘上。
麦积山佛三尊像（西魏）
北朝统治者与南朝一样，崇信佛教，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北朝佛教的发展道路却不同于南朝佛教，以重实践、崇尚修行为特点。
（一）《地论》的弘传
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初来到洛阳，主持译事，译出佛经30多部，其中《十地经论》12卷在当时影响甚大，在北方开创了《地论》学派。
《地论》是佛教唯识系经典，以三界唯心为命题，其所讲佛性与《涅槃》大致相同。
在《地论》的弘传中，逐渐分成了南北两派。
北派主张佛性始有，东魏时因着道宠的弘扬，盛行邺下。
南派主张佛性本有，经慧光、法上、道凭等人的传授，到唐初智俨时创立了华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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