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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昙鸾提出了二道二力说，使阿弥陀净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昙鸾认为，其他佛教学派倡导的成佛理论都需凭借信仰者的自身之力。
而要在污浊之世无佛之时，仅仅依靠自身的修持而证得圣果，就犹如陆路步行，十分艰苦，是为难行道。
阿弥陀净土以信佛之因缘，愿生净土，就可以凭借佛的本愿力即他力，入大乘正定聚。
自力加上他力，就有如水路乘舟而行，方便省力，是为易行道。
因此，阿弥陀净土信仰是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捷径。
经过昙鸾的改造，阿弥陀净土信仰比弥勒净土信仰有了更大的**力。
远离尘世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如此美妙，前往这块“净土”
的道路又很易行，还有简单到只要口诵佛名就可证得圣果的修持方法。
这一切，对于饱受社会动乱之苦的下层劳动人民来说，是何等的吸引人。
更重要的是，阿弥陀净土信仰只讲接引信徒往生西方净土，绝无弥勒降生救民于水火，在人间建立“兜率净土”
的说法，自然就不会被下层劳动人民利用来作为反抗封建统治的工具。
况且，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无须苦行，只要诵念阿弥陀佛，死后也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再享荣华富贵，也适合他们的需要。
这样，阿弥陀净土信仰便逐渐取代了弥勒净土信仰。
当然，从弥勒净土信仰到阿弥陀净土信仰的嬗变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经道绰、善导等人的弘传，直到唐代中期才最终完成。
日本学者塚本善隆在其著作中对龙门石窟造像进行了统计：北魏时期，造像中释迦牟尼46尊，弥勒44尊，阿弥陀佛却只有8尊。
唐代则发生了巨大变化，从620年到710年，造像中释迦牟尼及优填王18尊，弥勒12尊，而阿弥陀佛像则达120尊。
可见，到唐代中期，阿弥陀净土信仰已成净土信仰的主流。
逮至宋代，佛教各宗，最后几乎都要归心于阿弥陀净土。
而弥勒净土信仰则逐渐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相结合，流传于民间，完全成了异端，被封建统治者所严厉禁止。
如元末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就以“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
[10]来鼓动群众起义。
从净土信仰的嬗变中可以看出，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并不是这两种净土信仰相互间有什么矛盾和斗争，而是封建统治者在两者之间所做选择的结果。
弥勒净土信仰不仅描绘了兜率天宫的美妙景象，而且描绘了弥勒降生后在尘世出现的美妙景象，结果为农民起义所利用，成为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变为佛教异端的弥勒教派必然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和禁止，弥勒净土信仰也被抛弃。
而阿弥陀净土信仰经过昙鸾、道绰等人的改造，更加中国化，既能为中国百姓所接受，也不会对封建统治政权构成威胁，自然就被统治者所选中，在中土被广为弘扬。
因此，从弥勒净土信仰到阿弥陀净土信仰的嬗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曲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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