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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之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
《后汉书》中的新纪、传：
范晔著《后汉书》虽承袭《史记》《汉书》的基本体例，但在撰述过程中又结合东汉历史的具体特点，而有所创新和突破。
其一，他创立皇后纪。
自班固《汉书》始，历代纪传体断代史中只有后妃列传，而无皇后纪。
范晔在帝纪之后增添皇后纪，堪称独创。
这一体例的创新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史记》的影响，司马迁曾为临朝称制的西汉吕太后作本纪，然仅此一例而已；二是为了反映当时的政治特点。
东汉自和帝以后，逐渐形成幼小皇子即位，太后临朝，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的局面，相继临朝的皇太后前后达六个之多，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是对皇权的尊重，又能准确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特点。
其二，他首创《列女传》。
范书以前，正史中除后妃列传外，妇女无自己的一席之地。
范晔为此慨叹说：“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因此而创《列女传》。
他为列女作传的标准重在“才行”
二字，而不限于颂扬贞操，“余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
在《列女传》所收的17位杰出女性中，就有不少才行著称者，如著名女史学家班昭，著名女诗人蔡琰及多才艺的荀采、皇甫规妻等，而蔡琰还是一个不符合封建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
此例一开，后来史家大多沿袭，中国的古代优秀女性，才在正史中占有应得的一席。
其三，他还新创《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六类列传。
这些列传都是为反映东汉一代的时代特点、社会风尚和特有的历史现象而设立的。
汉代以来，文学蓬勃发展，范晔把握其发展趋势，新创《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并列，改变了孔门四科中文学居末的现象，将文学摆到了应有的重要位置。
宦官为害、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领域中的大事、创《宦者列传》和《党锢列传》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逸民》、《独行》二列传的创立是范晔对东汉不良社会风尚的揭露和否定。
《方术列传》中的人物除华佗、许扬等少数名医、良吏外，大多为通晓阴阳、风角、星变、术数的方术之士，该传的设立反映了东汉谶纬迷信的盛行和作者对有神论的批判态度。
此外，《后汉书》还突出了序、论、赞的地位，这也是创新之处。
利用序、论、赞的形式评史，是史家的一贯做法，只是名目不同而已，如《史记》称“太史公曰”
，《汉书》称“赞”
，《三国志》曰“评”
。
但无论是司马迁、班固，或陈寿，他们评史只是评论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而范晔却将评论的范围大大拓宽了，不仅评论人物和事件，而且往往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具体分析，从而对纪传起到突出主题思想的作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前面三书。
《魏书》中的新志目：
魏晋以后，史家撰述多无志，或有志而无最重要的食货志。
魏收的《魏书》写有十志，不仅有《食货志》，而且首创《官氏志》和《释老志》两个新志目。
《官氏志》先叙官制，次叙姓族，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布“制定姓族”
和规定姓族等级的诏书，这是研究鲜卑拓跋部与其他各族关系，以及拓跋部自身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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