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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老志》则详细地记叙了当时佛教的传播、发展、兴盛，以及对道教改造的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寺院经济的膨胀和僧侣地主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反映了僧侣地主与人民之间、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斗争关系。
魏收突破了正史的传统体制，开拓了史志的范围，是一突出贡献。
此外，《魏书》在帝纪之前创立《序纪》，这是其他纪传体史书听没有的体例，是魏收的又一创新。
《序纪》记述了拓跋氏的由来及其先世的历史，虽然有些内容过于神化，近乎荒诞，未必尽为信史，但它毕竟描述了拓跋部早期历史的大致轮廓，对于全面了解该民族的整个发展史不无助益。
二、实录、类书的始创和起居注的定型
实录、类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创立的新的史书类别。
所谓“实录”
，是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属编年史体裁。
北魏刘昞撰《敦煌实录》2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10卷，记西凉李暠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实录类史书。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河右硕儒，号“玄处先生”
。
曾仕西凉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迁抚夷将军；北凉尊为国师，北魏时拜乐平王从事中郎。
刘昞既学问博洽，又与李暠关系密切，常侍从左右，对之了如指掌，其撰实录是最有条件的。
继刘昞之后，南朝梁代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3卷，记梁武帝事；梁中书郎谢吴撰《梁皇帝实录》5卷，记梁元帝事。
此例一开，后世史家纷纷仿效，自唐至清，历代皆有实录。
明清二代至为重视，设实录馆，专司其事，存书甚多。
类书是采辑群书、以类相从的一种史书，以便寻检之用。
魏文帝黄初中（220—226年），刘劭、王象、缪袭等“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
[22]。
编撰的目的是便于皇帝阅读，故称《皇览》。
据鱼豢《魏略》载，全书分40余部，每部数十篇，合800余万字，堪称巨著，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类书。
南朝又有何承天著《皇览》123卷，徐爰著《皇览》50卷、《皇览目》4卷。
其他类书尚有：《类苑》120卷，梁刘孝标撰；《华林遍略》620卷，梁徐僧权撰；《寿光书苑》200卷，梁刘杳撰；《圣寿堂御览》360卷，北魏阳休之、魏收等撰。
该时期的类书虽全部散佚，后世难知其详，但其所载史事仍有部分保存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中。
唐宋以后，各种鸿文巨篇的类书不断问世，就是受这一时期类书影响的结果。
作为记录人君言行动止的起居注，起源于西汉武帝时，当时有《禁中起居注》。
东汉又有明德马皇后撰《显宗起居注》、侯瑾撰《汉献帝起注居》5卷。
然汉代起居注仅限于宫内，为女史之职，范围既极其有限，数量也很少。
自晋以后，起居注作为一种史书体裁而逐渐定型。
泰始六年（270年），西晋武帝诏“秘书写副”
泰始以来大事，正式将撰述起居注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
这时，起居注由过去的女史之职，改为“皆近侍之臣所录”
[23]，不仅范围扩大，而且数量猛增，本章第一节已叙，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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