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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朝廷设起居令史等官，专司其事；隋唐至清，各朝无不竞修起居注，使之成为史书的一大类型。
谱牒是记述家族、宗族世系等内容的史书，其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与方志、国史等量齐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
[24]我国谱牒的起源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世本》15卷，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谱牒之书。
它成书于战国晚期，记述了自黄帝以来至春秋（后人增补至汉）列国诸侯大夫的氏族、世系、都邑、制作等事。
但该书以记载古帝王世系为主，还算不上是家谱、族谱。
记家族的谱系之书产生于两汉时代，如宋衷的《邓氏官谱》、应劭的《氏族谱》、王符的《潜夫论·姓氏篇》等即是。
谱牒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确立和定型的。
当时谱学盛行与门阀制度确立息息相关，所谓“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25]。
时精于谱学者，史不绝书，尤以贾氏、王氏为著。
贾氏一门，世传谱学。
东晋太元中（376—384年），员外散骑侍郎贾弼之“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18州116郡，合712卷。
凡诸大品，略无遗缺，藏在秘阁，副在左户”
[26]。
弼之以其业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皆如贯珠，当时莫比”
[27]。
希镜又传子执，执传其孙冠。
自弼之至冠，贾氏数代皆有著述，弼氏撰《姓氏谱状》712篇，希镜撰《姓氏要状》15篇，执撰《姓氏英贤》100篇，又著《百家谱》，冠作《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4篇。
贾氏谱学，特受时人器重，如刘宋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
[28]。
王氏谱学，源于贾氏。
梁武帝留意谱籍，乃诏令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谱之数，凡集《十八州谱》710卷，《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
《隋书·经籍志》著录该时期的谱牒种类繁多，数量惊人，详见本章第一节。
唐末五代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谱学也日益衰微，但作为一门学科，谱学却一直在史学园地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史注新法的开创和史评、史抄的兴起
史注是一个重要的史书类型，虽然它不是独创性的历史著作，但因对已有的史书进行加工和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史注工作向为史家所重，两汉以来，为史书作注者不乏其人，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应劭、荀悦、韦昭等注《汉书》。
但这些史注都不外注音、释义，或对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内容比较简单。
裴松之注《三国志》，大胆突破史注陈规，开创了史注新法。
《三国志注》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但有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注文，而且补充了大量的史料用于“补缺”
或“备异”
；对于陈书中的明显错误，则引举史实予以认真的考辨，并对史事和人物予以广泛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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