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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将注音释义、补缺略、备异闻、纠谬误、论得失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程度，实为前所未有的开创之作。
裴《注》所引典籍达151种，字数约为原书的3倍，从而大大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
裴松之注史之法是过去最好的方法，颇受后世史家推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
钱大昕也称赞说，裴松之“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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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注以繁富见称，且多有创新者，还有郦道元《水经注》和梁代刘孝标《世说新语注》。
郦注与裴注相比，由于所注史书体裁不同，而各有千秋。
裴注范围较广，体制较为完备；郦注所引典籍之众，内容之丰富，却在裴注之上。
郦道元广集资料，旁征博引，叙事周详，名其书曰注，实为创作，同样是对史注的重大创新。
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既是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又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杂史体史书。
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凡十卷，记载自汉末三国至东晋年间士大夫阶层的轶事逸闻，内容涉及政治、思想、宗教、文学、语言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其叙事写人往往摘取片断，甚至只言片语，但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精练，词意隽永。
刘孝标为之作注，征引广博，所用之书多达400余种，补充了大量的史料，大大丰富了原书的内容；许多散佚的旧籍，也赖其注得以保存不少资料。
此外，刘注在校勘、解释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也有不少注文。
因此，刘注对传统史注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其学术价值亦不可低估。
史评、史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史书在汉代尚不发达，数量也少。
魏晋以后，随着史学的发展繁荣和史书数量的增加而空前兴旺起来。
这一时期的史评，除了纪传体史书中的序、论、赞外，一批专门的史评著作相继问世。
其类型又分两种：一是评论史事或人物，如诸葛亮《论前汉事》，晋傅畅《晋诸公赞》，宋范晔《汉书赞》、《后汉书赞》，魏曹植《列女传颂》等。
二是评论史书，如晋何常侍《论三国志》、徐众《三国志评》、王涛《三国志序评》及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等。
《隋书·经籍志》著录该时期的史评共达60卷以上。
史抄主要是节录卷帙浩繁的正史、地理和谱牒之书，数量也不少，如葛洪《汉书钞》，张缅《晋书钞》，陆澄、任昉、刘黄门分别撰述的《地理书钞》及无名氏《扬州谱钞》等，总卷数在100以上。
四、地理方志的拓宽与丰富
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地理方志类史书也有新的突破，不仅范围大为拓宽，内容日臻丰富，而且门类众多，体制多样。
以门类而言，有记全国地理的，如《太康土地记》；有记区域地理的，如晋贺循《会稽记》、蜀谯周《三巴记》；有记都邑地理的，如晋陆机《洛阳记》、宋刘损《京口记》；有专记一地山川或风俗、物产的，如齐宗测《衡山记》、晋周处《风土记》、吴万震《南州异物志》等；还有专记宫室、庙宇、墓冢的，如《三辅黄图》、《洛阳伽蓝记》、《圣贤冢墓记》等；亦有记外国情况的，如释法显《佛国记》、释法盛《历国记》，等等。
以体制而言，有志、注、图、记、簿、传，还有故事、旧事、图赞、书抄等。
由于这一时期地理方志书数量很多，而每种书的卷数甚少，不便保存和留传，于是有人将之整理编撰为大型地理著作，如南齐陆澄合《山海经》以来160家，按地区编为《地理书》149卷、目录1卷。
梁代任昉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84家，编成《地记》252卷。
可惜这些书大都亡佚，直到清代，才有人作些辑佚的工作，如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等，使人略知其梗概。
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和常璩《华阳国志》是该时期地理方志的杰出代表作，反映出这类史书的水平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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