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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史家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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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史家的思想与史作无不打上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极为复杂，斗争激烈，士族地主专权用事，这一切都给当时史学以重大的影响；加之史家有德才识高下之别，史作有质量优劣之差，故史家的是是非非也不绝于书。
从陈寿到范晔，从崔浩到魏收，其人其书，世论纷纭。
有因违背封建礼教而受人指斥者，有因著史“索贿”
而遭人诟詈者，还有因“谋反”
罪或“国史案”
罹不测之祸而为人们替之申冤鸣曲者。
至于他们的史作，更屡受世人的指责非难，轻者斥之评论人物褒贬不公，好曲笔而多回护，重者诬其书为“秽史”
，一文不值。
其时史家是非之多，所受责难之甚，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
弄清这些是是非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一、陈寿生前身后是非多
陈寿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后世对其人其书多持肯定态度，且评价甚高，然其命途多舛，生前便遭受种种责难。
《晋书》本传载时人对他贬议最甚者莫过二事：一是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女送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
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
。
二是其母病逝，遵母遗嘱葬之洛阳，“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
。
观此二事，陈寿并无过错，仅遵母亲遗志去做，更是一个大孝子。
然因其不阿权贵的刚直性格和出色的才能而招致物议，横受打击，这不过是晋初荀勖等权臣出于对陈寿的忌恨，及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们的无理取闹罢了，不值一驳。
对陈寿指责最多的是其名著《三国志》，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论者讥其好曲笔而多回护。
所谓曲笔、回护，说穿了，就是替封建统治者隐恶扬善。
翻阅《三国志》，陈寿用曲笔之处确实很多，尤以《魏书》各纪为甚。
明明曹操自领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称魏公、魏王，在陈寿的笔下，却变成汉天子以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魏王，似乎完全出于汉帝的酬庸让德，而非曹操之攘夺。
司马氏意在篡权夺位，却被写成齐王芳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加司马师黄钺，加司马昭衮冕赤舄、八命九锡，封晋公，进位相国；陈留王封司马昭为晋王，以及禅位司马炎，似乎都出于曹魏诸帝心甘情愿。
又如，明明齐王芳为司马师所废，魏太后一无所知，却被写成太后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明明高贵乡公被司马昭所弑，书中却只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并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
凡此种种，其例甚多。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拨开其上的层层迷雾，人们便不难发现问题的本质。
其实，陈寿叙事虽时有曲笔，但隐讳而不失实录。
如《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事，不明写曹操的政治意图，是隐讳；而在《荀彧传》中却通过荀彧劝曹操迎献帝都许的一段话，明确点出曹操企图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野心。
《武帝纪》又载曹操杀董承、杀伏后，却不说原因，也是隐讳；而在《蜀书·先主传》中便将事情的原因和内幕交代得很清楚，指出“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诏带中密诏，当诛曹公”
。
因事情败露而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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