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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街亭之败,陈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败”
。
未尝以私怨归罪诸葛亮。
分析诸葛亮用兵不能克捷,也明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
,又时无名将,“故使功业陵迟”
,论诸葛亮将略非长,东吴张俨等人都曾这样说过,也绝非陈寿一人之私言。
大量史实表明,陈寿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绝无挟私报怨的举措,清代钱大昕曾感慨系之地说:“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并书所进表于后,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
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故短其将略,岂其然乎?岂其然乎?”
[33]可见,《晋书·陈寿传》所载上述二事全不足信,所谓陈寿对历史人物“褒贬不公”
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寿在扬善的同时,也不隐蔽历史人物的过失。
他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才能,大叙其功业,却又不讳言其过:误用马谡,导致街亭之败;连年用兵,“屡耀其武”
。
这些评价都是十分客观的。
在当时极困难的条件下,陈寿能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实属不易,这正是“良史之才”
的表现。
二、范晔之死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忽坐“谋反”
罪,与其三子一弟同日被杀,英年48岁。
范晔死后40余年,沈约奉诏撰《宋书》,在《范晔传》、《徐湛之传》中详载此事。
事情的起因是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等人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刘义康的另一党羽徐湛之趁机向宋文帝告密,范晔受到牵连,惨遭杀害。
“谋反”
罪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的十恶不赦之罪,故沈约撰《宋书》时,便不遗余力地对范晔大张挞伐,诬其为“不忠”
的“贼帅”
,甚至将范晔平时如何虐待母亲、弟子、叔父,临刑时,母妻如何对他击打斥骂,范晔又如何对妓妾悲涕流涟等情景,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显然,沈约的这些话是别有用心的,史家向来不屑一顾,无损于对范晔的评价。
问题在于,范晔是否确有“谋反”
罪?其根本死因何在?于是,围绕范晔之死的问题,便生出许多是非来。
范晔死后一千余年,始终无人怀疑其“谋反”
事。
直至清代,才陆续有学者为范晔辩诬。
王鸣盛是替范晔辩诬的第一人,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断定“蔚宗不反”
,并说:“计蔚宗性轻躁不谨,与妄人孔熙先往还,是其罪耳。
决不当有谋反事也。”
在列举大量事实,并实行具体剖释后认为,这是“《宋书》全据当时锻炼(罗织罪名)之词书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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