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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不变，仍称《国记》。
《国记》完成后，惯于向崔浩献媚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并同时刊刻崔浩所注《五经》，崔浩立即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同。
于是大兴工程，在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郊的天坛东三里处，建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巨大碑林，方圆130步，前后用工300万人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尽述国事，备而不典”
，石碑又都立在通衢大道上，引起过往行人议论纷纷。
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气恼，一齐到太武帝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暴扬国恶”
。
太武帝大怒，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等，审查其罪状。
太和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崔浩被杀。
崔浩的姻亲包括清河崔氏一族无论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连坐族诛，秘书郎吏以上尽死。
行刑那天，崔浩被置于囚车之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
拓跋统治者如此滥施**威、大肆屠戮，崔浩又死得那样惨不忍睹，果真是因为“国史案”
吗？细察其由，不免使人疑窦丛生。
如果紧密联系当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之争，就会发现这是一桩莫大的国史冤狱，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
国史冤狱的发生，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地主激烈权力争夺的结果，此乃根本原因所在。
众所周知，鲜卑拓跋氏统一中原是靠武力征服完成的，其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离不开汉族地主的配合与支持。
自道武帝拓跋珪入主中原后，便注意搜罗汉族士人，任以官职，清河崔氏是当时北方第一高门，更是极力拉拢的对象。
崔浩之父崔玄伯深为道武帝所重，势倾朝廷，历仕道武帝、明元帝二朝，官拜天部大人，晋爵白马公。
崔浩年轻时就在朝中供职，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赢得了魏帝的赏识和信任。
明元帝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
[38]。
太武帝时，常参予军国大事，多献奇谋密策，帮助北伐柔然，西灭大夏，功勋卓著。
太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宠幸有加，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
常尊称他为“崔公”
而不名。
又命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崔浩也因此官至司徒，荣登宰相高位。
鲜卑贵族却容不得汉人大族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像崔浩这样备受皇帝宠幸而又位高权重的人，更加不能容忍，于是便当作排斥打击的首要目标。
早在太武帝即位之初，“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
。
太武帝迫于压力，曾一度将崔浩罢免，不久被重新起用，仍不断遭到忌恨。
在当时鲜卑贵族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北魏朝廷，汉族士人有备受压抑之感；特别是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遇事处处格外小心。
崔玄伯就从来不敢违背道武帝的旨意；崔浩工于书法，常替别人抄写《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书中的“汉代强”
改换为“冯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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