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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史学批评与《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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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史评作品相当多，如胡宏的《皇王大纪》、范祖禹的《唐鉴》和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以及两宋文集中的史论等。
史评包括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
论古史的起始，论封建，论井田，论历史人物与事件，论天理纲常与历史盛衰得失，构成历史评论的方方面面。
在史学评论中，最有生气的是郑樵（1104—1162）在《通志》两百卷中的史学批评。
清代的梁启超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把郑樵和刘知几、章学诚三位史家联系起来，说：
批评史学者，质言之，则所批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
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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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将刘、郑、章三人并列是肯定三人在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三个人各有不同的特点。
章学诚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也是这个意思。
郑樵的史学批评在那个时代具有自己的特点。
郑樵《通志》
第一，郑樵的史学批评具有广泛的特点。
他对前代的大史家和学者，几乎都有评论。
他推崇孔子，但对《论语》却有微词，认为这是一本“空言著书”
一类的著作。
司马谈、司马迁是孔子五百年以后的大著述家，《史记》是《六经》以后最重要的著作，但这部书也有两点未可人意的地方。
一是，限于客观条件，司马迁见到的书不多，因此《史记》有“博不足”
之恨。
二是，司马迁写史的语言风格不统一，又“间有俚语”
，因而又有“雅不足”
之恨。
郑樵对班固的《汉书》批评最多，归结起来：其一，《汉书》断汉为代，割断了历史的联系，“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人们从这种史书中，无法了解古今制度的“损益”
情况。
其二，班固宣传“汉绍尧运”
一套的无稽之谈。
其三，《汉书》的《古今人表》，强行把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失去司马迁作《表》的用心。
其四，班固“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
。
这表现在《汉书》中武帝以前的材料，取自《史记》；自昭帝至平帝记载，“资于贾逵、刘歆”
，并且是班昭使《汉书》得以完篇。
其五，《汉书》的《艺文志》写得好，但《汉书》的《艺文志》出自刘向、刘歆的《七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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