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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班固对一代典制也缺乏了解。
应该说，郑樵的批评的主要部分还是不错的。
对于其他的学者，郑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批评：董仲舒、刘向、刘歆宣传灾祥理论，影响很坏。
刘向、刘歆不重视图谱，使图谱之学失传。
范晔、陈寿沿袭班固的路数，没有创新的精神。
魏晋南北朝和唐初的史臣，没有纠正断代史的缺点。
这一时期的史书任意褒贬美刺，互相指责，南谓北为“索虏”
，北谓南为“岛夷”
，这都是错误的。
刘知几不应该尊班而抑马。
刘知几和司马迁都“不通姓氏之学”
，他们写的作品，涉及这一方面，出现不少错误。
欧阳修的《新唐书》的《表》依据谱牒，谱牒为“私家冒荣之书”
，其记载不足信。
司马光写《通鉴》纪年繁琐，用岁阳岁阴之名。
此外，对杜预、颜师古都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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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的史学批评反映他的历史见解和史学的观点，在当时来说，在理论上相当深刻。
这是他史学批评的第二个特点。
首先，郑樵认为五行为世界的本原，而五行的变化是无穷的，由此他对理学作了原则性的批评。
他说：义理之学是“空谷寻声”
。
他批评“灾祥说”
，指出：
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
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为欺天之学。
郑樵称“灾祥说”
为“欺天之学”
，并且揭露历代史《志》，如天文志、五行志、祥瑞志等的理论依据上的荒谬。
他又说：
且万物之理不离五行，而五行之理其变无方。
“离”
固为火矣，而“离”
中有水；“坎”
固为水矣，而“坎”
中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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