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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成为知识分子谋求出路的唯一选择，从事新职业的人与日俱增。
以教育为例，1907年全国各种学堂有教职员124388人，学生1024488人；而1909年教职员达到186501人，学生达到1639921人[11]，分别增长了49.99％和60％，这种增长幅度是前所未有的。
由此可见，此期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发展之迅速。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更为鲜明。
过去他们都曾对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抱有信心，战争的惨败及战后的局势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开始反思洋务运动的是非得失。
他们批评洋务派官僚实行的所谓“变法”
，是“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枝枝节节以变之”
，只不过是用“补苴罅漏，弥缝蚁穴”
的消极办法支撑“瓦墁毁坏，榱栋崩析，将就倾圮”
之“千岁老屋”
。
[12]洋务派从他们过去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变为指责的对象。
他们把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比较，称赞日本“自受各国欺凌，痛定思痛，幡然变计，于是改正朔，易服色，变祖宗法制，仿西国规模，迄今不过二十余年，而大局一新，百废俱举”
。
[13]而中国的洋务运动“所谓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也。”
[14]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新型知识分子开始注意民众的力量，借用民众的力量来救亡图存，推行政治改革。
梁启超在《说群自序》一文中指出：国家、天下都由人群组合而成，要保住国家、天下，必须要“能群”
，“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
己群之败，它群之利也”
。
[15]康有为在保国会的讲演中痛陈民族危急的紧迫，中国遇到“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强调“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
[16]这种强烈的群体意识是甲午战争前的新派人士所不能企及的。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新型知识分子或者以政治改良为宗旨，或者以民主革命为旗帜，纷纷结社组党，组织起来，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
新型知识分子的这种觉醒和集结对于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的推动意义同样重大。
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努力，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出现了办学热、办报热、出版繁荣、小说盛行的局面。
学术界、文艺界喊出了“史界革命”
、“诗界革命”
、“戏剧界革命”
的口号，涌现出大量新成果，开拓出一些新领域。
可以说，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直接开拓者，没有他们的努力奋斗，辛勤劳动，近代新文化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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