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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褒奖夏是“年届耄耋，笃学不倦”
。
前一种书由武英殿刊印，颁发全国，后两种“均著留览”
。
1874年，陕西和山西两省学政分别为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等人请受京衔。
清廷以这三人宣讲正学有绩，皆赐国子监学正衔。
由于清政府的奖掖，崇尚儒学，讲求封建道德教化的风气一时盛行起来。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清政府和一些地方官僚为振兴文教，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在各地设置官书局，刊刻经史书籍。
尽管许多书局都是由督抚疆臣出面筹设，但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政治身份，给这些书局带上浓厚的官方色彩。
官书局的创设实际上是清王朝奉行崇儒重道文化政策的具体体现。
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武昌开设书局。
这是晚清出现最早的官书局。
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率湘军攻占安庆后创办了官书局。
1864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浙江设局，最初设在宁波，后迁到杭州。
同年，曾国藩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官书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正谊堂书局。
此后，各地督抚纷纷效法，官书局遂遍布各地。
著名的有：江苏官书局（苏州）、淮南官书局（扬州）、江西官书局（南昌）、思贤官书局（长沙）、崇文官书局（武昌）、福建官书局（福州）、广雅官书局（广州）、桂垣书局（桂林）、存古官书局（成都）、云南官书局（昆明）、陕西官书局（西安）、濬文书局（太原）、皇华官书局（济南）、天津官书局（天津）等。
这些官书局举办的目的是为清朝统治“正人心”
、“维世道”
服务，首先刻印的是“钦定”
、“御纂”
的书籍，其次是正经、正史及诸子文集。
如《十三经注疏》（南昌官书局刊本）、《永怀堂古注十三经》（杭州书局刊本）、《明监本宋元人注五经》（金陵、杭州、武昌的官书局均有刊本）、《四书章句集注》（南昌、武昌局有刊本）、《御纂七经》（武昌、成都书局有刊本）、《朱子全书》（南昌局刊本）、《大学衍义》（杭州局本）、《朱子语类》（广州局本）、《近思录集注》（武昌、苏州、杭州、广州各书局均有刊本）、《诗朱子集传》（武昌局本）、《钦定二十四史》（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五书局合刻本）等官方推重的正经、正史书籍，均被大量重刊，流传于世。
在这些书局中，清朝统治者网罗了大量名士宿儒，命其参与书籍的搜集、整理、校勘、出版。
官书局的举办尽管对整理、保存、传播经史古籍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就其直接的政治目的而言，是为抵消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恢复清朝统治秩序。
其更深的影响还在于在士林中重新培养尊孔读经，钻故纸堆的陈腐学风，维护封建文化统治的氛围。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清朝统治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统治危机。
为了挽救王朝的衰败，清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其中就包括大力抬高孔子的地位，重弹“尊孔读经”
的旧调。
1906至1907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忠君”
、“尊孔”
为办教育的宗旨，学堂以孔学为“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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