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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为必修之科目”
。
与此同时，清政府提高祭孔的级别，把对孔子的祭典由“中祀”
升为最隆重的“大祀”
，与祭天等同。
光绪帝亲自出席祭孔大典，以示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高度重视。
甚至在科举制度废除后，一些官员还在强调向学堂学生灌输《四书》《五经》的重要性。
1907年，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呈请清政府不要更改士人读《四书》《五经》的传统，说：“为《四书》《五经》于人心士习，关系至要，虽百世以俟圣人，而其制要莫能改也。”
[22]翰林院庶吉士高桂馨则称：“聪颖子弟由六岁入学，一年后加多读经功课，俾令中学印入脑际，《四书》《五经》在所必读必讲，余经听其随意。”
[23]清王朝“尊孔读经”
的文化政策至其垮台之日，终未更改。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经过多次挫折，日益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的弱点有所认识，采纳开明人士提出的“师夷长技”
的主张，逐渐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文化政策，以适应社会变局的需要。
从1862年起，清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创办同文馆等洋务学堂，开设西学课程，学习外文和西方科技知识，培养办洋务的新式人才。
1872年，又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这些举措表明，清政府开始改变传统的“夷夏之辨”
传统观念和政策，对西方文化，主要是物质文化，表示有限的认同，并试图将其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之中。
清政府为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接受和采纳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主张，有限度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政策。
“中体西用”
虽然是清政府在19世纪后期奉行的一种文化政策，但它最初却是由一些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出的。
1861年，冯桂芬发表了《校邠庐抗议》，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的口号，包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基本意思。
到70年代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也都提出过类似冯氏的主张。
其中郑观应讲得与后来的表述最为贴近，他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24]在这里，“中体西用”
的口号已经呼之欲出了。
进入90年代，内忧日甚，外患日迫。
中西文化在各个方面展开接触、交锋，推动了人们对中西学关系的思考。
1895年4月，沈寿康在《救时策》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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