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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这是至今为止看到的对“中体西用”
口号最早的表述形式。
1898年初，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主张，使这一观点更具有正统性和权威性。
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
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26]1898年6月，光绪皇帝“诏定国是”
，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
[27]这样“中体西用”
思想作为一种国家施政的政治原则而被宣示于天下。
在后来的“新政”
和“预备立宪”
期间，“中体西用”
作为清政府的施政原则和政策，屡屡出现在官方的上谕和奏折中，得到贯彻执行。
“中体西用”
作为清政府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其基本精神是吸收一些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文明为巩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服务。
这从表面看来似乎折衷东西，不偏不倚，实际上封建主义的“中学”
是“本体”
，居于主导地位，而资本主义的“西学”
是“器用”
，处于被支配地位，要为封建主义的“本体”
服务。
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得十分清楚：“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28]在他看来，中、西学的主从关系必须分清，不能有丝毫含糊。
诚然，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中体西用”
论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性的思想口号，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
洋务派赞同它，早期改良派也赞同它，戊戌维新派也打过它的旗号。
但是，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大不相同。
那么，清朝统治者对“中体西用”
是怎样理解的呢？张之洞所写的《劝学篇》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张之洞像
张之洞的《劝学篇》公开出版于1898年4月。
全书分内、外篇。
内篇9章，论“中学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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