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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务本”
、“正人心”
、“教忠”
、“明纲”
；外篇15章，论“西学为用”
，主张在坚持“中学为体”
的前提下，兴办各种洋务，推广西艺西学，进行一些局部性的改革。
其中心思想是：封建纲常名教不能动摇，封建制度不能改革，中国的“圣教”
是根本，不能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艺、器械，则只能“补吾缺”
。
他尤其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说，声称：“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29]他强调，讲西学要以中学为根底，这是“不忘其祖”
，是“知本”
。
所以学者必先“通经”
、“考史”
以及涉猎子集。
“通经”
是为了“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
，“考史”
是为了“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
；涉猎子集是为了“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
。
在“知本”
的基础上，“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起吾疾者取之”
，这样才能“有其益而无其害”
。
[30]这种说法，与孙家鼐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中体西用”
作为清政府在晚清后期奉行的文化政策，其消极因素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西学的引进及传播逐渐深化之时，“中体西用”
作为一种文化政策也就开始成为限制、阻碍西方思想传播的障碍。
一旦违背了洋务派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不要西方政治思想的文化选择原则，那么他们宁可放弃“西学为用”
也要维持“中学为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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