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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兴起之后，清政府为了遏制维新变法思潮和革命思潮的蔓延，加强了对学堂、报刊、图书出版及人民思想言论的控制，屡颁查禁命令，不惜兴狱问罪。
1903年，清廷以上海爱国会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
为罪名，予以查禁，并令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拏，随时惩办。
所有学堂条规，并著督饬认真整顿，力挽浇风，以期经正民兴，勿入歧趋”
。
[33]1907年，清廷在上谕中指责民间舆论“肆意簧鼓，以讹传讹，浸寻日久，深恐谬说蜂起，淆乱黑白，上陵下替，纲纪**然”
，命令对“纠集煽惑，抅酿巨患”
的好事之徒，“断难姑容，必宜从严禁办”
。
[34]一批宣传革命思想的书报，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并吞中国策》《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怪物》《新民丛报》《热血谭》《浏阳二杰论》《广长舌》等，都被列为禁刊“逆书”
，严加禁止。
清政府还利用法律改革的机会，制定学堂规则、报律，加强对广大人民的思想文化控制。
如学部颁发的《各学堂管理通则》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离经畔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
；“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
。
[35]1908年制定的《报律》对报刊所刊载的内容做了种种限制，诸如未经公判前的预审事件、主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的外交、海陆军事件，未经阁钞、官报公布的谕旨章奏，以及“诋毁宫廷之语”
、“淆乱政体之语”
、“扰害公安之语”
、“败坏风俗之语”
[36]等，都在禁止刊登之列。
如有违犯，轻则处罚，重则判刑。
《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规定的“毁谤”
罪有三条，即“普通毁谤”
、“讪谤”
、“诬诈”
。
“凡科普通谤案，罚锾不得过银元一千元，监禁不得过二年”
，“凡科讪谤案，罚锾不得过五千元，监禁期不得过十年”
，“凡再犯案件，即以初犯所科加倍科之”
。
[37]这些规定都大大加强了清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控制力，压制了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
在清政府文化专制政策的摧残下，许多进步的学者、知识分子受到打击迫害，无数学堂、报馆遭到野蛮封禁。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内，至少有53家报纸遭到打击，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内被查封的30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14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禁止发行、禁止邮递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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