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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系列近代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关于近代农业技术知识，开明知识分子也很注重介绍。
梁启超在《农会报序》中说道：“西人推算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
……故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区其门目，约有数端：曰农理，曰动植物学，曰树艺（麦、果、桑、茶等品皆归此类），曰畜牧（牛、羊、彘、驼、蚕、蜂等物皆归此类），曰林材，曰渔务，曰制造（如酒、糖、酪之类），曰化料，曰农器，曰博议（海内通人有贻书撰文论农务者，皆附印报中，谓之博议），月泐一编，布诸四海。
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
[50]1897年成立的农务会把推广新式农业生产技术作为自己的活动宗旨，其章程规定：“本会应办之事，曰立农报、译农书，曰延农师、开学堂，曰储售嘉种，曰试种，曰制肥料及防虫药、制农具，曰赛会，曰垦荒。”
[51]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北京、直隶、山东、奉天、福建等地，出现了一些“农事试验场”
，作为推广新技术的试验场地。
这些场地引进新品种、采用新技术、使用新工具，普遍提高了作物产量和劳动生产效率。
如奉天农业试验场购买了美国制造的“玉蜀黍自束器”
，“一日之功程约五十亩”
，[52]省力高效，受到使用者的欢迎。
农工商部曾经考察、引进外国植棉先进方法，“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认真提倡”
。
[53]江苏阜宁县当局积极鼓励乡民采用新法植棉，“邑妇女诚相率而习之，以织补耕之不足，虽地瘠，无虞民贫”
。
[54]近代科技文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是迅速而明显的。
资产阶级新文化对晚清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晚清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批判和反对陈规陋习，提倡社会新风尚，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风气带来新气象。
蓄辫、缠足、重男轻女、风水迷信、繁文缛节、赌博吸毒等陋习，都遭到他们的谴责。
他们所提倡的是一种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尚，是用科学、民主来“开民智”
、“新民德”
，以铸造新的“国魂”
。
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等人在鼓吹政治改革的同时，大力宣传移风易俗，如放足、断发、易服、节省时间、“去拜跪之礼”
等，以挽救风俗弊害。
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移风易俗更为深入，革掉了跪拜礼仪和“大人”
、“老爷”
之类的封建性称呼，实现了剪辫放足，烟、赌、冶游等恶习也全在禁止之列。
这些兴革明显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风气。
总之，晚清文化是晚清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存在，决定了它的规模、演变和走向。
晚清文化中的不同内容，从根本上说，是晚清社会基础中所有的固有矛盾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然而，晚清文化并不是消极地反映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对之产生着能动的反作用。
这种反作用对晚清社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晚清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助动器，而其中的消极部分则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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