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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师夷”
乎？“拒夷”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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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分化，洋务思想与顽固思想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并由此而引发了洋务运动期间的中西文化论争。
其主要论争有：60年代后期的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之争、80年代初期的修筑铁路之争及同期的派遣留学生之争。
一、京师同文馆之争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出现的一所洋务学堂，成立于1862年。
当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挑选一些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外语人才，为着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
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
的问题。
懂得了要培养外语人才，这也算是一桩开风气的事体。
不过由于清朝当局创办同文馆，仅仅是出于外交实用的考虑，在它开办之初，学生所学的西学知识非常有限。
受到守旧派反对的北京同文馆（旧址）
二、修筑铁路之争
顽固派方面首先出面反对的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
同年12月22日，他在奏折中提出修铁路有“三弊”
：一是招来更多的外国人，埋下肇祸的隐患；二是毁坏大量田亩、房屋、坟墓、桥梁，伤人败物，滋扰民间；三是虚糜钱财，赔累无穷，加剧国家财政危机。
[10]附和张家骧观点的，还有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通政司参议刘锡鸿等守旧官员。
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刘锡鸿。
刘锡鸿一度担任中国驻英副使，对西方文明有过亲身体验，但这并没有改变他那牢不可破的守旧观念。
继张家骧上奏之后，刘锡鸿于1881年2月14日向清廷呈递一折，以知情者的身份大谈中国不宜修铁路的理由25条，即“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11]，诸如财政拮据，经费难筹；技术复杂，难于管理；取代驿站河运，夺民生计；车速太快，易生事故；洋货扩散，损害民业；洋人通行内地，混淆华夷界限；开山毁坟，破坏风水民俗，等等。
而且声称铁路之害他在西洋已经耳闻目睹，件件确凿无疑。
刘锡鸿是当时顽固派官僚中唯一涉足西洋的人物，这一点连不少洋务派也自认不如，这使他的言论具有颇大的鼓动性和迷惑性。
支持刘铭传建议的，有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洋务派地方大员。
1880年12月1日，李鸿章上奏折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张家骧的观点。
他指出“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粗而精，风尚由分而合，此天地自然之势”
，修铁路有“九大利”
，绝不是“用夷变夏”
的坏事，而是“利国利民，可大可久”
的富国强兵之道，并赞同刘铭传奏折提出的具体实施办法。
[12]刘坤一在奏折中也表示赞同刘铭传修铁路的建议，但他又担心铁路修成后会“有妨民间生计”
，减少厘金收入，建议清廷详审刘铭传的奏折，权衡利弊，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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