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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能够正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出发，主张以变通的方式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长技”
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与此相对，顽固派却无视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下所处的劣势，坚持用传统的“夷夏之辨”
观念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中外形势，把西方各国仍视为历史上的“夷狄”
，不承认它们有什么先进文明，排斥西方一切有益的东西。
虽然他们的本意也是出于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却无力阻止西方势力对专制政体的任何冲击，更不能起到维护并长久延续封建统治的目的。
由此可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目的相同，但由于采取不同的文化选择观，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文化后果，这在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而洋务派文化选择所发生的客观后果也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即他们出于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所采取的开办军事企业、民用企业，办洋务学堂，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措施，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迈出的一步，为新式知识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戊戌维新运动起，中西文化论争已经深入文化的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是这个阶段论争的一个特点。
当时的维新派和守旧派虽然论争了许多问题，但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要不要用民主平等改造纲常名教的问题。
同时这一时期的论争主体与洋务时期的论争主要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完全不同，论争主体的组成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维新派作为论争主体的重要一方，已经脱离了旧式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中的多数人虽不是出自近代学堂，但都通过不同途径接受了西学，具备了近代知识结构，并积极参与近代文化事业，带有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从论争主体的另一方看，这时期洋务派也加入顽固派的阵营中来。
前面已经谈到，尽管洋务派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与顽固派发生了论争，但两者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一致的，它不会也不允许有任何触动或威胁传统封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举动。
因此在维新思潮冲击“中体”
的情况下，他们便和顽固派一起，反对维新变法，维护封建专制和纲常名教。
总之，由于新式知识分子的崛起并介入，使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论争带上了阶级斗争的性质。
从而使论争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比以前有了质的变化。
在论争中，维新派突破“中体西用”
的藩篱，用近代的眼光评价西学的价值，在肯定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西方的制度及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评价，对西方文化有较完整的理解，标志着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的一步。
维新派还积极宣传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思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猛烈地抨击了守旧派的种种奇谈怪论，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文化、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动摇了君主专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启动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
这些思想斗争不仅给当时的变法运动造了舆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震动，而且对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剧烈震**的年代，这时期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推翻清王朝已成为时代潮流所趋，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论争主要体现为：在制度文化选择上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在精神文化层面选择上是“欧化”
还是“国粹”
？文化论争的主体主要发生在资产阶级内部，既有改良派与革命派就制度选择上的论争，又有革命派内部“欧化”
派与“国粹”
派就文化主导性趋向的论争。
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壮大，封建守旧派维护君主专制的陈词滥调已经成为征帆侧畔的沉舟，无法左右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而活跃一时的新型知识分子便充当了晚清思想界历史舞台的主角。
在文化论争中，最有生气的场面正是在他们中间揭开的。
从总体上看，辛亥时期的论争与戊戌时期相比，大致处于同一层次，讨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制度选择的问题，也就是选择君主立宪还是选择民主共和的问题。
作为改良派的前身维新派尽管提出了资产阶级新的文化思想，把中西文化论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虽对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但是在思想上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改良派虽然提出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但对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却采取敌视的态度。
他们一方面敏锐地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种种缺陷，批评盲目崇拜“欧化”
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不敢用积极的态度去正视这些问题，而且企图通过向传统文化的复归来回避这些矛盾，以致出现了排拒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袒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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