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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外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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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化交流总是双向进行的，文化的传播也是在双向对流中发展，中华文化亦不例外。
在中华文化形成的初期，我们的先民因社会生产水平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很难逾越峻岭荒漠、大海汪洋等地理屏障，与其他民族文化广泛地接触和交流。
然而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文化之间便开始互通信息，发生直接的接触。
中华文化在它发生期基本完成的时候，便与外部文化发生越来越频繁的联系和交往。
在这种联系和交往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共同繁荣。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外来文明的积极成果，补充、丰富和发展自己，体现出兼容万方，吞吐百川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把它的文明成果通过各种交流途径向域外传播，对域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示出它走向世界的开阔品格。
在古代，中华文明曾经以一种高势能文化或优势文化不断向域外地区和民族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中华文化圈”
。
鸦片战争以后，中外文化交流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之后，中华传统文化在总体上落了伍，因此在晚清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从中国方面来说文化上的吸收多于外播，以往论者多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
然而，既讲文化交流，就必须从吸收与外播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忽视了哪个方面都是片面性的。
其实，晚清时期中华文化的外播亦很活跃。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家被迫开关，华人出洋一度形成潮流，东南亚、南北美洲乃至欧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华人活动的足迹。
中国传统文化，诸如语言文字、学术信仰、风俗习惯等，也被带到世界各地，传播着中华文化的文明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谱写着弘扬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一、域外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典籍的介绍
鸦片战争以前，欧美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员来过中国，或多或少地带回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资料，对中国民族及文化的介绍便在一些国家中开展起来。
如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早在1815年（嘉庆二十年）就开设了汉学讲座，汉学家雷慕沙（1788—1832）为首任教授，讲授“欧罗巴中国语研究之起源进步及效用”
。
此外，荷兰的休尔纽斯、德国的克拉勃罗德（1788—1830）、俄国的夏真特（1770—1853）等，都是欧洲18、19世纪颇著声名的汉学家。
介绍中国的著述亦不断问世。
在17—18世纪间，影响较大者有3部，即《海外传教士书简集》（共34卷，1702—1776年在法国巴黎陆续出版，其中第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中华帝国全志》（共4卷，1735年在巴黎出版）、《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共16卷，1776—1814年在巴黎陆续出版）。
这些著作的出版，曾在法国及欧洲引起轰动。
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域外关于中国的介绍不仅数量少，内容浅，而且汉学研究力量薄弱，成果有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大门被打开，与世界各国发生广泛联系。
各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纷纷来华，以不同的途径获取了更多的资料，为欧美国家的汉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法、英、德、俄、美等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为了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使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得到长足的开展。
王韬像
英国的汉学研究稍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
牛津大学自1876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
12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
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
在伦敦则成立了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并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
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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