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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测量”
、“曲线”
、“西学”
、“螺丝”
、“天学”
等[57]。
这两次对外来语汇的吸收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汉语对外来语汇更多的吸纳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商品、宗教、坚船利炮、学术文化蜂拥而入。
在这些五光十色的舶来品面前，传统汉语语汇显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发生的这些变化，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亟待引进和创造大量新词汇来满足人们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的需要。
参与翻译西书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曾谈到中国旧有词汇不足应用的情况，指出：“今日而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
试观英文之大字林，科学分门，合之其名词不下二十万，而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也。
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迻译。”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除了引进外来词汇外，还需要创造新字词。
关于创造新字词，他提出了三种方法：“一以相近之声，模写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撰合其文。
然□者未经深究，即离晳者，以其非熟习也。
然苟不依此三法以代之，□非中国之六万字，彼西方尚有十四万字，何从表见于中国之文中乎？故新名词不能不撰。
如化学、医学、地质学、心理学等科，中国字缺之者更夥。”
[58]刘师培也认为：“中国则不然，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
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
他主张：“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
[59]这些论述反映出晚清社会对新词汇的需求。
鸦片战争后成立的诸多翻译出版机构、新学堂及服务于其中的中外学者，对于新词汇的引进和创造做出重大贡献。
墨海书馆、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的西书汇集、使用了大量新名词。
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严复、林纾、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中外学者都为新名词的引进创造做出积极努力。
晚清时期新词汇的形成与外来学术文化的传播、中国社会变化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要受后者的制约。
大致而言，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形成的新词汇主要来源于欧美国家，反映的内容以自然科学、经济技术和军事术语为主，也有一些社会政治、日常生活方面的用语。
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大量日本书籍的翻译，又从日本引进了一系列新词汇，进一步充实了中国语言。
中日甲午战争前新词汇的大量出现主要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期间。
当时，与中国打交道频繁的主要是英、美、法、俄等欧美国家。
清政府主要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及军事、经济技术，此类词汇的出现占了绝大多数，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有人谈到此期上海方言时说：“乃自海通以来，不仅中国各地方之语，均集合于上海一隅，即外国语之混入中国语者，亦复不少。
例如‘刚白渡’之为‘买办’，‘密司脱’之为‘先生’，‘引擎’、‘马达’之为电气用品，‘德律风’之为电话，或中国本有其名而习用外国语者，或无其名而不得不用外国语者，或无其名而新立一名，其效力仍不及外国原名者。”
[60]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广学会等文化机构都为新词汇的形成作出不懈努力。
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此期间出版的译书中创造新字词多达1万以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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