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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化之程度愈高，则离天然愈远；及至历史之时代，则人事渐繁，而理乱兴衰之事毕现，然后乃有“时势”
之名称。
时势者，人事变迁之态度，西名曰lce，日本人译之为“周遭之情状”
，而自然则曰Nature，二者固绝然不同也。
[107]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愈发展，文明程度愈高，愈远离自然状态，而与自然界的区别也就愈大。
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决然不能应运到人类社会之中。
他强调说：“时势者非自然也，自然是自然，时势是时势，时势者纯乎人事之变迁也。”
[108]“自然进化”
与“人事进化”
有何不同？孙中山认为，“自然进化”
是消极的、被动的，动植物只能根据大自然的变化规律消极地适应自然环境，而“人事进化”
则是积极的、主动的，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孙中山说：“中国常语有曰：‘人事补天工，人事夺天工’。
天工者，自然也。
如是时势与自然之有区别，虽小学之生徒、常人之见识皆能知也。”
[109]他还认为，“人事进化”
中的最高表现形式便是“革命”
。
他以汤武伐夏桀、美国独立战争为例，来说明社会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
汤武、华盛顿之所以“无敌于天下，为人民之归心也”
，就在于他们能够顺应民心，发动革命，推翻压迫人民的统治者。
他强调：“革命者，大圣人、大英雄能为，常人亦能为。”
[110]他还认为，革命的合理性、不可避免性，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或朝代，都有“由生而长，而全盛，而衰老，而死亡”
的过程，新生必然取代衰朽，光明终究战胜黑暗。
当一个社会到了衰朽不堪的程度时，“必便更造文明之新政府以代其旧政府”
。
[111]实现这种取代的手段便是革命。
可见革命是顺天应人，适应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
孙中山的革命进化论还包含着飞跃发展、后来居上、赶超世界先进的积极内容。
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的进化论只承认事物的渐变、量变，而否认突变和质变，主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只能按照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的逻辑发展。
按照这种观点，处于君主制历史阶段的中国只能争取君主立宪制的前途，而不能争取民主共和制度的实现，否则便是“躁进”
和“踖等”
。
孙中山用革命进化论的思想批驳了这种观点，阐发了后来居上的思想，发展了进化论学说。
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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