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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汉宋学在晚清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合流而不是对峙,挑起汉宋之争不合时宜。
另外,《汉学商兑》观点偏激,带有门户之见,受到不少学者的非议。
清末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批评说:“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及攻汉学。
平心而论,江氏(指江藩)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
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
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
[11]。
在对待汉学的问题上,晚清宋学派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排汉主张,另一种是融汉主张。
大致来说,在嘉道年间由于方东树等人的鼓**,理学中人以辟汉为时尚,排汉论占了上风;至同光时期,随着整个儒学内部的变化,调合汉宋的观点渐取上风,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走向。
此期的许多理学要人,如曾国藩、朱次琦、夏炘、徐桐、成孺、刘熙载等都力主此论,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宋合流的问题。
他们提出的融合汉宋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用“孔门四科”
的旗号化解汉、宋学的对立。
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汉学、宋学都看成孔门儒学的一部分,它们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均为达到圣贤境界的门径。
曾国藩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
此四者缺一不可。”
[12]在他看来,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孔门中的一门具体学科,其所关注的侧重方面虽有不同,但是所本的宗旨、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有着共同性。
“此四者缺一不可”
,便是对汉、宋学的共同性的肯定。
这种共同性便是汉、宋学相互融合的基础。
朱琦也说过:“学之为途有三:曰义理也,考订也,词章也。
三者皆圣之道也。”
他把京师比作“圣人之道”
,把汉、宋学分别比作通向京师的东路和西路,无论是循东路,还是走西路,都能到达京师。
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点而言,“出于东与出于西无以异也。”
他说:“夫道犹京师也,学者所从入之途,或义理,或考订,犹途有东西之分,其可以适于京师一也。”
[13]
其二,以儒学的“致用”
精神来融通汉学和宋学。
传统儒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实用性。
无论是先秦时的孔孟,还是后来的程朱,都强调治学的“致用”
意义。
汉宋学调和论者便据此揭示汉学、宋学所包含的“致用”
精神,试图使之调和。
“精研汉学,服膺宋儒”
的陈庆镛从儒学的实用性出发,看到汉学、宋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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