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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1809—1869），字卓人，江苏句容人。
师凌曙，承其学，虽于今文学之义理方面无甚发明，但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颇具成绩，著有《公羊义疏》。
有人评价说：“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
[27]陈立治学一本汉儒何休之说。
《公羊义疏》汇集了汉代及清代有关著者的大量注疏，资料丰富。
刘文淇称他“继师志以成书，守疏不破注之例，于何邵公之说有引申无背畔。
其所征引，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网罗无遗。
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
礼制多采师说，笃守郑氏于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于‘三世九旨’诸说，阐发无余蕴。”
[28]
清代今文经学经过庄存与、刘逢禄、凌曙、陈立等人的努力，不仅打出了旗号，而且在资料整理，阐发要旨等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绩，为它的复兴打下基础。
当然，以上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始终把今文经学的研究限于学术的圈子里，他们本人无意当变法改制的政治家，而终以经师自居。
晚清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魏源则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在今文经学中注入了“经世致用”
的精神，把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
初治汉学，28岁时赴京会试，结识刘逢禄，改治今文经学。
他在一首诗中记叙了这种变化：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29]
他的主要经学作品有：《说中古文》《太誓答问》《春秋决事比》《六经正名》《五经大义终始论》等。
散佚的还有《左氏决疣》《群经学官答问》《诗非序》《非毛》《尚书序大义》等。
与其前辈相比，龚自珍的不同之处在于并不拘泥于经书章句的辨析，而是注目现实问题，假治经讥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
龚自珍根据今文经学“变易”
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思想。
他说：“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
是故箕子朝授武王书，而夕投袂于东海之外。
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
[30]由“据乱”
而“升平”
而“太平”
，都遵循了“变易”
的法则，古代如此，后世亦如此。
他还认为，国家现存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实行改革才能消除，指出：“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
[31]他对清王朝的种种腐败现象作了尖锐的揭露，发出了“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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