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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的变法呼声。
龚自珍好公羊学，但对西汉公羊家的观点并不盲从，反对谶纬迷信之说。
他认为不能以《公羊春秋》附会一切，“如欲用《春秋》灾异说《洪范》者，宜为《洪范庶徵传》，不得曰《五行传》”
，主张还《周易》《洪范》《春秋》本来面目，“以《易》还《易》《范》还《范》《春秋》还《春秋》”
，[33]以避免把灾异迷信混淆在其中，妨碍“微言大义”
的真正发挥。
龚自珍首先把公羊学研究和批判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有力地冲击了乾嘉汉学崇古拟古、不问现实的学风，在近代思想史上树立起一代新风，启发了后来的思想家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评价说：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
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
[34]确切说来，龚自珍的开拓作用应该是纳今文经学于政治一途。
魏源是与龚自珍齐名的进步思想家。
魏源（1794—1856），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他研习过理学、汉学，后受学于刘逢禄，宗今文经学，著有《诗古微》《书古微》《西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董子春秋发微》《公羊春秋论》等。
他与龚自珍一样，不屑于皓首穷经，饾饤考据，而怀有经世之志。
他反对汉学、宋学的繁琐、空疏、无实无用，主张用今文经学救治学术上的弊病，指出：“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汉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35]魏源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
观点解释历史，指出：“五常不袭礼，三王不沿乐”
，[36]社会历史是在变化中前进发展的。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就是他发出的变法呼声。
1855年（咸丰五年），魏源写成《书古微》，对东汉经学家杜林献出的漆书《古文尚书》提出质疑。
《古文尚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争议很大的典籍之一。
汉初，伏生用隶书写出《尚书》29篇，称为《今文尚书》。
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从孔壁中获得用古字写成的《尚书》竹简，这便是《古文尚书》。
孔安国校读一遍，发现古文本比今文本多出16篇。
后来《古文尚书》亡佚。
东汉初，经学家杜林曾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后由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遂使《古文尚书》大彰于世。
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年在位）时，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古文尚书》25篇和孔安国的《尚书传》，后来流行的本子就是以此和《今文尚书》的混合。
这个本子真伪混杂，引起了后人的怀疑，如宋代的吴棫、朱熹便提出质疑。
清初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旁征博引，证明了东晋梅赜所献为伪书，对经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但阎氏却对东汉的《古文尚书》持肯定态度，认为无论是孔宅发现之书，还是杜林所献之书，“皆载在史册，确然可信者也。”
[37]魏源的《书古微》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否定东汉时代的《古文尚书》。
他认为，汉代的《尚书》只有一种，不分古今，学者“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异不过什一，初非判然二家也。”
然而，从杜林声称得到漆书《古文尚书》后，“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今文遂为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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