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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亦废。
国朝诸儒知攻东晋晚出古文之伪，遂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说为真孔安国说，而不知如同马牛之不可相及。”
[38]魏源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东汉古文本的不实之处，指出：“杜林、马、郑之古文依讬无稽，实先东晋梅传而作伪，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国，而又郑背马，马背贾，无一师传之可信，”
遂使《尚书》之“微言大义几息灭于天下”
。
[39]这就把东汉《古文尚书》彻底否定，推倒了汉学古文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并通过全面肯定《今文尚书》，树立了今文经学的权威性。
魏源对《古文尚书》的这番辨析、考证，不是为经术而经术，而是“以经术为治术”
，也就是本着通经致用的宗旨，从中寻求治国的方案。
他在《默觚·学篇九》中写道：“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
[40]
从咸同年间到光绪中期，由于清王朝调整了文化学术政策，汉学余威尚炽，程朱理学起而复兴，今文经学为主流学派的声势所掩盖，一时行而不彰，但仍有一些学者于此独有钟情。
如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曾从今文经学家宋翔凤游，对宋翔凤、刘逢禄甚为钦仰，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写成《论语注》，对今文经学的“三统”
说、“三世”
说作了阐发。
除戴望外，影响较大的今文经学家还有王闿运。
王闿运（1832—1916），初名开运，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举人出身。
曾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衡山船山书院、两湖书院等处讲学，于经学、史学、文学诸方面均有成就。
治经兼采今古，尊古而不排今，曾以今文经学遍注群经，著有《经子笺注》，内有《春秋公羊传笺》《礼经笺》《周官笺》《春秋例表》《诗经补笺》等篇。
不过，王闿运用功主要在文学和史学，于经学则浅尝辄止，且他治今文经学只限于学术范围，不大涉及政治现实。
此外，在学界辑佚之风影响下，一些学者致力于西汉今文经学的遗说考辑。
如冯登府的《三家诗异文疏证》、迮鹤寿的《齐诗翼氏学》、陈寿祺的《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诗经四家异文考》《齐诗翼氏学疏证》等，都曾给予当时兴起的今文经学以有力的援助。
不过，这些学者仅是考证今古文经的异同，并非力主今文而排斥古文。
二、康有为与晚清今文经学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今文经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原因是：中国社会危机包括民族危机和内部危机日益加深，迫使学者们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思想出路；汉、宋学衰势难挽，给包括今文经学在内的学界非主流派别以发展的机会；今文经学具有比汉、宋学更强的活力，对在探索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人具有吸引力。
从此时到20世纪初，今文经学在中国学界政坛异军突起，轰动一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其代表人物有廖平、康有为、皮锡瑞。
其中康有为的影响最大。
廖平（1852—1932），原名登廷，字旭陔，又字季平，号六译，四川井研人。
早年就读于尊经书院，师事王闿运，学宗今文。
其学术思想影响了康有为。
廖平赞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遭弹劾。
锡良任川督后，仍延其主讲学堂。
民国后主持成都国学院。
著有《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等，辑为《六译馆丛书》。
廖平治今文学与王闿运不同。
王氏从公羊学入手，廖氏则从《谷梁传》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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