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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在《公车上书》《上海强学会章程》以及保国会《章程》里，他都强调尊今文，崇孔子，把孔学称为孔教，“用广大孔子之教为主”
[71]。
非但康有为如此，康门弟子亦追随乃师，鼓吹今文经学。
梁启超在《时务报》所撰文中，说：“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
故首张三世之义。”
[72]他们把湖南时务学堂当成鼓吹变法改制的思想阵地，明确规定：“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
，要学生考求西学及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
，以期“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
[73]
康有为等人宣传今文经学，鼓吹“孔子改制”
，带有“离经叛道”
的意味，这被封建守旧派敏感地察觉出来，遭到他们强烈的诋毁。
湖南守旧派苏舆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始于南海康有为。
康有为人不足道，其学则足以惑世。
招纳门徒，潜相煽诱。
……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
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本朝也。”
[74]“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
的张之洞，在维新运动期间出版了《劝学篇》，在鼓吹“中体西用”
的同时，也对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猛烈抨击。
他说：“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
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
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
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
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
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
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
《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
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
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
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
[75]在他看来，西汉今文经学错谬甚多，曲解了圣学的本意。
清代兴起的今文经学更是“大毒杀人”
的“邪说”
，是导人步入歧途的“禁方奇药”
，应该反对。
张之洞的弟子称他“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
[76]苏舆的《翼教丛编》和张之洞的《劝学篇》，都是站在以古文经典籍为基础的清朝正统学派的立场上，反对兴起的今文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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