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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伪儒之学”
。
邓实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指出：国学是深为帝王所不喜欢的真儒学术思想，“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
；君学是帝王所尊崇的伪儒学术思想，“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也”
。
“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
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谓真儒之学。
若夫伪儒者，所读不过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
苟以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媚时君，固宠图富贵而已。”
[101]他认为，“国学”
与“君学”
是对立的，“此盛则彼衰，此兴则彼仆”
。
而受到君学压抑的先秦诸子及后世诸子之学，均属国学之列，应该大力挖掘，发扬光大，发挥其积极作用。
邓实说：
亭林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洲原君、原臣之说倡，则专制之局早破；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
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
推而老、庄、申、韩、荀、墨之学用于战国，则战国非昔日之战国；伏生、申公、辕固生之学用于汉，则汉非昔之汉，又可知也。
惜其学不用，乃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无用诬古人，古人不更悲乎。
[102]
用“国学”
的观点看待中国学术，这就打破了单纯从时间上区分诸子的限制，从而扩大了诸子学的范围。
所谓思路新颖是指新派学者摆脱汉学考据治学宗旨与方法的影响，运用近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开展诸子学研究所开出的规模。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此期的研究成果固然有一些关于诸子典籍的注释、考证类的作品，但数量不多，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宏观纵论，综合性研究的作品，研究的侧重点是对诸子学的总体论述、探求其内在规律性及其兴衰成败的原因所在，在研究的深度上进了一大步。
如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运用西方进化论为理论，从宏观上考察了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中国学术史分为8个时代：“吾欲画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按：应为8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子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其间时代与时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学术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
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蘖。”
[103]他称春秋战国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
，把魏晋时期称为“老子时代”
，反映出作者对诸子学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梁氏还对诸子学的特点作了论述。
他按各派发源地区的不同把先秦诸子百家分为南北两派：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归于北派；而把老子、庄子、杨朱、许行、屈原等归于南派。
北派的特点概括为：“崇实际”
“主力行”
“贵人事”
“明政法”
“重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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