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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宗教视作侵略工具，利用宗教为侵略行径服务，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政策，并不以传教士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一般来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活动，首先是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再后是殖民地官员。
也就是说传教士被帝国主义分子视为侵略扩张的先头部队。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对来华教会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俄国第18届传教使团大司祭费古洛夫斯基·英诺肯提乙直言不讳地承认：“俄国传教使团的成员们乃是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传教使团的经费是由俄国政府供给的，训令是俄国政府下达的。
政府的意图是，通过传教士以促进俄国的政治利益，这是充分理解的。”
[10]不仅俄国如此，其他欧美国家也是这样。
殖民侵略政策就像魔影一样影响、支配着来华传教士的言行。
从明朝中后期来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开始，西方传教士始终把对中国的精神征服放在首位。
利玛窦说过：“我们耶稣会同人依照本会成立的宗旨……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
[11]鸦片战争前多次对中国进行侦察的荷兰传教士郭士立（德籍）曾经发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2]无怪乎《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得知列强取得了更多的传教特权欣喜若狂地声称：“中国几乎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
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13]他的这段自白真实地反映了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一般心态。
怎样对中国进行“精神征服”
呢？对于传教士来说，除了组建教会，发展教徒之外，就是通过办报、办学、编译图书等文化活动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以学证教”
是来华传教士采用的重要传教手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开始“师夷之长技”
，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
传教士们便投其所好，重施“以学证教”
之故伎，假借宣传科学知识的名义，兜售宗教的私货。
在他们编写的一些科学宣传品中，一方面极力渲染近代科学的奇妙幻变，另一方面却又煞有介事地说什么西方人之所以能发明这些“奇技”
，是得到了“上帝赋予的智慧”
，来源于“上帝的启迪”
，批评中国人只学西方科技而忽略学习西方宗教，是“逐末舍本”
，不得要领。
在他们看来，“教化为本，器艺为末”
，忽视学习宗教只会使“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然亦无其益矣”
。
[14]在中国人刚刚开始接触西学并对之缺乏了解的时候，传教士们的这种说法很容易把人们引上歧途，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活动在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
教会学校大都开设了一些西学课程，这比中国封建八股教育进了一步，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中国振兴培养人才，而是为教会培养驯服工具，以便用之取代“中国的旧式士大夫”
，进而控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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