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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日本素以佛教名于亚东，几无不通其说者。
近日南条文雄诸人，至分诣绝域，遍搜梵文古经，成梵文会，以治佛学。
故日本变法之易，繄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
[51]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完全归于佛教精神的发扬是不正确的，但从中可以看出谭氏提倡佛法的良苦用心所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
式的学者和思想家。
他于古今中外的学术领域几乎无不涉猎，对佛学亦不例外。
梁启超治佛学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是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一是在1919年游历西欧各国回来到逝世为止。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期间，他写了10余篇有关佛学的著述，主要有《说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篇章。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强调佛教在振奋国人民族精神、推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带有强烈的政治实用性。
这与他晚年从学术的立场研究佛学完全不同。
梁氏认为，在中国搞变法，必须要凭借一种精神力量，传统儒学由于受到专制帝王的扭曲不能担当此任，只有到佛学中汲取这种精神力量。
他断言：“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
。
[52]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该国改革者尊奉禅学，从禅学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动力，用他的话来说：他们之“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后者继者，宗教思想为之也”
。
[53]在他看来，佛教是“智信”
而非“迷信”
，指出：“吾尝见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辄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侪所能及焉，是何异专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与民共见也。
佛教不然……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
其所谓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谓也”
。
[54]他的结论是：“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
。
[55]梁启超在此期对佛学的态度和研究，其用心与立场是和康有为、谭嗣同相似的。
1919年梁氏游历西欧各国回国后，亦写了大量佛学著作，这集中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中。
此期的梁氏放弃了政治活动，潜心于学术研究，因此他的佛学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进展，如在佛学思想的阐发、佛教史研究及佛典翻译等问题上，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作了详尽的阐述，对当时的学术界、佛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的章太炎也曾把求索的目光投向佛学。
1903年他因“苏报案”
被捕，囚于上海英租界监狱，直至1906年。
在此期间，他一方面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一方面潜心佛学，阅读法相唯识的《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佛书，乃悟大乘法义。
他还是出自杨文会门下的佛学信徒。
欧阳渐说：“唯居士（按：指杨文会）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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