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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30多岁时开始接触佛学，“晚受菩萨戒。
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44]，自不待言。
这里着重把康有为等人与佛学的关系作一介绍。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早年曾涉猎释道之学。
他在《自编年谱》中自称：“光绪五年……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
[45]可见，他对佛学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综观康有为的著述，虽然其中没有关于佛学的专门著作，但他的许多思想主张却包含着佛学思想的因素，而在《大同书》和《康子内外篇》等著作中，有关佛学思想的论述充斥在字里行间。
《大同书》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渗透着明显的佛教精神。
该书以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
说为理论依据，首先揭示了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然后找出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和解脱苦难的途径，最后到达理想化的“极乐”
世界。
如康有为在书中对“大同”
世界的描述，与佛教中的“极乐”
世界如出一辙，其用语和描绘的景象非常近似。
所不同的是康有为还把儒家的大同理想、西方基督教等的平等博爱教义及欧洲乌托邦思想一同糅合进去，带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他还认为，到了“大同”
世界，最盛行的学问就是神仙学和佛学，而最上乘的学问是佛学。
他说：“大同之世，唯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
[46]总之，他是把佛学当作一剂有效的治世良方来看待的。
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谭嗣同同样崇信佛学。
他曾随杨文会学习佛学，所著《仁学》一书洋溢着佛学思想，曾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
。
[47]他对佛学极为推崇，认为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包的学问。
他说：“盖教能包政、学，而政、学不能包教。
教能包无教，而无教不能包教”
，[48]甚至认为：“佛能统孔、耶”
。
[49]又说：“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
尽虚空界，何况此区区之一地球。
故言佛教，则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
。
[50]谭嗣同提倡佛学，并非是消极地逃遁空门，慰藉精神，而是吸取佛学中的平等观念、“无我”
境界和猛进、大无畏精神，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鼓起人们救中国的勇气和斗志，为其变法维新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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