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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自编《佛教初学课本》，并聘请苏曼殊等学者教授梵、英等语言，培养新式佛学青年。
这所学堂尽管因经费不济，未及两年而停办，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佛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所新式佛学教育机构，开创了各地举办佛学院的风气之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名僧太虚曾在这里学习过。
1910年，杨文会又在南京创立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
关于佛学研究会的宗旨，杨氏曾有明确说明：“方今梵刹林立，钟磬相闻，岂非遗教乎？曰：相则是矣，法则未也。
禅门扫除文字，单提‘念佛的谁’一句话头，以为成佛作祖之基，试问三藏圣教有是法乎？此时设立研究会，正为对治此病。”
[39]即以救治当时佛教界流行的弊病，振兴佛门为宗旨。
研究会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听者踊跃，造就佛教、佛学名僧名士众多。
杨文会治佛学在早期曾对佛教各宗均有涉及，正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说：“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
此二菩萨，释迦遗教中之大导师也，西天东土，教律禅净，莫不宗之。”
[40]而到中年以后，他归心净土。
他曾对自己治佛思想的这种转变作过说明，尝云：“予初闻佛法，惟尚宗乘，见净土经论，辄不介意，以为著相庄严，非了义说。
及见云栖诸书，阐发奥旨，始知净土一门，普被群机，广流末法，实为苦海之舟航，入道之阶梯也。”
[41]他对明代“四大高僧”
，即莲池、紫柏、憨山、蕅益尤为推崇，以净土学说折中各宗及内外学说，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
有人评价杨文会的佛学思想说：“在思想上，他推崇《起信》；在践履上，他归心‘净土’。
同时，他又力图‘佛化’儒、道两家”
。
[42]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总之，杨文会对于晚清佛学复兴做了大量工作，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包括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刻整理流通佛典、兴办佛教教育，培养新式佛教人才；与日本等国佛教人士往来，推动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等。
他弘扬佛法，不仅影响了佛教界，而且还波及当时的思想领域，吸引了不少立志于改造社会的有志之士，如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曾从其学佛。
无怪梁启超发出这样的感慨：“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
[43]杨文会对民国年间的佛学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影响。
民国年间佛教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渐、僧太虚等，均为杨氏高弟。
佛学名家吕澂、熊十力等人，均为杨门再传弟子。
杨文会是中国近代佛学复兴的奠基人。
晚清时期的佛学复兴与近代国人爱国救亡的进步潮流也有密切的关系。
为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和苦难，晚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纷纷寻找各种思想武器。
其中有些人就把目光投向佛学，认为佛教中的“自尊”
“无畏”
思想、崇尚道德的精神可以救国救民，于是研习佛学，光大佛门精神。
从晚清早期的龚自珍、魏源，到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这些矢志于救世救民的仁人志士大都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的不少思想主张都带有深刻的佛教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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