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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妇女不缠足。
他的学生梁启超等人积极参与这项妇女解放事业。
梁氏撰文指出，缠足陋习“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
，[73]是中国致弱的根本原因之一。
谭嗣同更历陈“缠足之酷毒”
，指出：“缠足之大恶……将不惟亡其国，又以亡其种类。”
[74]因此，中国要想图强发展，改变弱国地位，就必须废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陋习，“铲除之”
。
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不仅在理论上反对缠足陋习，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1897年6月，他们共同在上海创立了不缠足会，推动这一运动。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取缔缠足陋习，还专门写了《请禁妇女裹足折》上奏光绪皇帝，企图借政府之力禁绝缠足陋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上海、湖南、福建、湖北、浙江、北京、天津等地都成立了不缠足会。
不缠足运动掀起了倡导女子摆脱束缚，实现自身解放的热潮。
主张男女平等，废除压迫妇女的封建条规，亦是维新派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妇女问题，大声疾呼，要求妇女解放。
认为男女同是天生的人类，压制女子，使女子“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会、游观，又甚至为囚、为刑、为奴、为私、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
[75]社会不公平到了这种地步是十分可悲的，既违背了公理，又不合乎人道。
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主张，包括从法律上确认妇女的地位；婚姻由女子自主，自行择配，不需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约束；主张女子社交自由；女子与男子衣服装饰应相同。
这些主张在他所写的《大同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谭嗣同揭露了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关系，在其所撰《仁学》中，强调“中外通”
“上下通”
“男女通”
“人我通”
。
所谓男女上下通，是要求男女平等。
为此，他批判了片面的贞操观，认为：“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理之法也。
男则姬妾罗侍，纵**无忌；女一**即罪至死。
驯至积重流为溺女之习，乃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
[76]性并非恶事，挑开其神秘的面纱，男女正常交往，就不存在**。
他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
[77]严复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对比之后，指出“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
也就是说，旧的礼教是人为造成的，是男女不平等的恶果。
他强调：妇女自强是国政之根本，而要使妇女自强，“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
，[78]即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
总之，男子主动努力地去破除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这实是戊戌时期妇女解放的一大特色。
（二）兴女学，强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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