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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构成要素，历史毁则其国必亡，所以当外敌入侵之际，欲作复兴之计，唯有提倡读史，以史籍所载之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才会蔚然兴起。
[64]他主张通过习史“通史致用”
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他说：“史之发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实倍于经，非独多识往事而已。”
[65]中国历史悠久，古代文明发达，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同时也“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
[66]从而寻求正确的振兴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
因此，“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
……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
[67]在章太炎那里，“爱国”
是爱整个中国，例如他说：“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
[68]这里所用的“全国”
显然不是一姓朝廷而是众民之国，即民族国家。
总之，把史学与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强调“通史致用”
为救亡图存服务，这是章太炎历史观的一大特色。
20世纪初的一些进步刊物，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觉民》《晋乘》以及《竞业旬报》等，也都异口同声地宣传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呼吁大家都要重视历史，以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的思想和感情，并要求以实际行动来拯救祖国，振兴中华。
由此可见，“史界革命”
提出的用历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的宗旨，已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
三、近代新史学的成就
“史界革命”
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外国史研究、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等方面。
（一）外国史研究的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不仅没能有效地阻止列强的侵略，反而更加深了民族的危机。
因此，日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要求变法图强、要求革命的呼声，已经汇聚成时代潮流。
在史学界代表着这一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家们在外国史研究上侧重于亡国史、变法史、立宪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和介绍。
其学术成就不仅代表着“史界革命”
在外国史研究方面所体现的高度，而且还更多地反映着救亡图存、变法求强的时代特征。
1．亡国史的研究和介绍
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总结一些国家亡国的历史教训来激发国人危机意识的这种“亡国史鉴”
工作，应该说从维新变法时期起就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进行了。
1898年梁启超在为汤觉顿译《俄土战纪》所作的叙中，分析了土耳其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腐败和外交不慎，并指出，“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
为此，他呼吁应把这类外国史著“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也”
，[69]以启发国人的忧患意识。
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曾向光绪帝进呈了《波兰分灭记》[70]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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