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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提出，“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
。
[58]他对本国历史与发扬本国人民爱国精神之关系讲得具体而明确。
1903年，曾鲲化在其编纂的《中国历史》中论述历史的目的时也曾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闳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
。
也非常重视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
他还讲到，历史学的任务应该“调查历代国民全国运动进化之大势，最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
。
[59]所以，《浙江潮》在介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时也提出了“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
[60]的观点。
夏曾佑是“史界革命”
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他与梁启超一样，也深明史学对现实有重大作用。
他撰著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61]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在该书的《序》中，他就表示，自己研究古代史是为了寻找拯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他认为学习历史可以增进人的智慧，而智慧“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
[62]。
他正是为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才潜心于历史研究的。
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即在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
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否则，“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
，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
，政治本身“亦无有不归于澌灭”
。
他认为，“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
，都必须“推本于历史”
。
总之，夏曾佑是满怀爱国热情，从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编著《中国古代史》的。
章太炎是史学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史学的重要意义。
他强调历史学可以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主张，是在20世纪初具有代表性的主张。
他认为，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
1902年，他发愤要著百卷中国通史，以宣扬民族主义，解救国难民危。
1906年，他提倡“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
[63]章太炎所说的“国粹”
即指广义的历史：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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