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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而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国与国间竞争的**阶段。
他用竞争解释了历史发展的递进关系，在理论上回答了竞争、奋斗、自强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
总之，梁启超运用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对历史及历史学的目的、任务所作的明确表达，对于封建史学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也代表着新史学理论建构中以进化论历史观作为历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基本倾向。
（三）突破传统史学体例，扩大史学研究领域
封建史学著作的编纂体例，不外乎编年、典志、纪传和纪事本末体等几大类。
“史界革命”
的实践者夏曾佑在编撰《中国古代史》时，突破了旧史学编纂体例的框框，另辟新的途径，采用章节体编写中国通史。
利用这种体裁系统地编纂中国历史，夏曾佑可以说是近代史家第一人，而这种章节体例正是在新历史条件下，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史学内容和特点而出现的。
夏曾佑编纂《中国古代史》的目的，是在于据往事以推未来，在于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达到“文简于古人，而理寓于往籍”
，“足以供社会之需要”
。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所要求记载的内容，和封建史学家所要求记载的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
此外，新史学在内容上，要求突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把记载和研究范围扩大到文化、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方法上，充分吸收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化学、数学等各种现代科学新成果和新方法，也是此期新史学的重要特征。
其中梁启超提出的鉴别史料反证假说的实践主义方法、关于史料整理的归纳比较法，即“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
[55]的“统计研究法”
；王国维提出的以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正的“二重证据法”
的历史考证方法，都是“新史学”
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四）用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
“史界革命”
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挖掘并进一步开拓了历史学的经世功能，用史学为爱国救亡服务。
梁启超在论述历史学对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之重要性时说：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56]
在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学是促进国民团结的“群治进化”
的科学。
然而在中国，传统史学尽管发达，史籍尽管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
[57]，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由于它不是群治进化之学而是帝王的家谱。
因此，从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发动一场改造传统史学观念与史学功能的“史界革命”
势在必行。
这也正是史学在救亡图存运动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价值体现。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只要重视史学，发挥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则人民就会团结起来，社会就能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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