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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仿效，也作为自己“义理经济”
观的具体体现，曾国藩选编了《经史百家杂钞》。
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相比，该书打破桐城派的桎梏，选了经、子和六朝的文章，扩大了选录文章的范围，集中体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曾国藩之间的显著变化。
曾国藩在政治方面，是封建统治的得力维护者。
他极力宣扬儒学义理等封建文化思想，正是为了重整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他在文章方面提倡的“经济”
观，是想借助文章这种工具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从这种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
曾国藩强调“道统”
与“文统”
的统一，在重视儒家义理的同时，也重视古文的文艺性质。
他对宋儒“崇道贬文”
的做法深表不满，对桐城派的各位宗师也均有批评，尤其对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屡加贬责。
他深知，“言之不文，行而不远”
，文章要想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作用，就必须文道俱重，讲究文采。
也只有如此，才能挽救桐城派日渐衰落的局面。
曾国藩重视文章的修饰，注重“文境”
的追求。
他把姚鼐提出的阳刚、阴柔再分为八，“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
[4]，显示了他对文章艺术美的深刻理解。
他还主张散文创作应从经学和道学中解脱出来，独辟蹊径。
主张冲破桐城“义法”
的框框，认为古之文初无所谓“法”
，后人所创造的“法”
，乃是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模拟之的结果。
曾国藩勇于突破桐城旧轨，大胆创新，开辟艺术新境界，为桐城古文的振兴带来了一线生机。
曾国藩的散文主要有《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中的古文4卷。
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寿文、碑文，其余的则是为同僚和友人而作的序以及为文集所写的序、跋。
在思想内容方面，这些散文具有明显的封建政治倾向和迷信色彩。
其中很多篇章都与反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关。
如《李忠武公（李续宾）神道碑》、《罗忠节公（罗泽南）神道碑铭》是歌颂湘军将领的；《林君殉难碑记》《毕君殉难碑记》是表彰与太平军作战而阵亡的将士的；至于他的那篇《讨粤匪檄》，更是一篇污蔑农民革命运动的反动檄文，对于这些糟粕应该坚决剔除。
在散文艺术方面，曾国藩基本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在继承桐城派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他的一些散文禁忌较少，奇偶并用，内容质实，舒展而有气势，与以往的桐城古文有着明显的区别。
梁启超曾称誉曾氏散文为“桐城派之大成”
，但据实而论，曾氏的散文创作远不及他的文论成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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